丙辰日，曹髦轻车简从，前往太学。太学之中，汇聚着魏国的众多饱学之士，他们听闻皇帝驾临，纷纷恭敬迎接。曹髦步入讲堂，目光在众人身上一一扫过，眼神中透着对知识的渴望与对真理的探寻。他在主位上坐下后，向诸位儒者提出邻一个问题：“圣人凭借非凡的智慧领悟神明旨意，仰观文、俯察地理，从而创作了八卦。后世圣人在此基础上，将其扩充为六十四卦，设立爻辞以穷极数理，其中蕴含的大义可谓完备无缺。然而，夏朝佣连山》，商朝佣归藏》，周朝则是《周易》，这《易》之书籍，为何会有如此变化呢？”
易博士淳于俊赶忙起身，恭敬地回答道：“陛下，包羲氏依据燧皇的图式创制了八卦，神农氏将其推演为六十四卦，而后黄帝、尧、舜又变通运用。三代时期，根据时代的不同，或质朴或文饰，各有其发展的缘由。所以，《易》，即为变易之意。名为《连山》，是因为它好似山峦吞吐云气，连接地；《归藏》则意味着万事万物都归藏于其郑”
曹髦微微皱眉，追问道：“若包羲氏是因燧皇之图而作《易》，那孔子为何不燧人氏去世后包羲氏才创作呢？”淳于俊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作答，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
曹髦并未就此罢休，他接着又问：“孔子创作了《彖》《象》，郑玄为其作注，虽圣贤有所不同，但他们阐释经义的目的应当是一致的。可如今《彖》《象》并不与经文相连，而郑玄的注却将它们连在一起，这是为何呢？”淳于俊定了定神，回答道：“郑玄将《彖》《象》与经文合在一起，是为了让学者便于研读领会。”曹髦又追问：“若郑玄的做法对学习确实便利，那孔子为何不这样做，以便让学者更易理解呢？”淳于俊思索片刻，道：“孔子恐怕这样会与文王的经文相混淆，所以没有合并，这正是圣人以不合并来体现谦逊。”曹髦不依不饶：“若圣人以不合为谦，那郑玄为何不谦逊呢？”淳于俊面露难色，道：“古义博大精深，陛下的问题深奥悠远，臣实在难以详尽解答。”
曹髦又抛出新的问题：“《系辞》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下治’，照此来，包羲、神农时代是没有衣裳的。但圣人教化下，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淳于俊回答：“三皇时期，人口稀少而禽兽众多，人们取用禽兽的羽毛和皮毛，足以满足生活所需。到了黄帝时代，人口增多而禽兽减少，所以才制作衣裳以适应时代的变化。”曹髦紧接着问：“《乾》卦象征，却又象征金、玉、老马，这与细微之物并列，该如何解释呢？”淳于俊回答：“圣人取象，或远或近，近的取自身边之物，远的则取法地。”
讲《易》完毕，曹髦又命众人讲解《尚书》。他问道：“郑玄‘稽古同，言尧同於也’，王肃则‘尧顺考古道而行之’。这两种解释截然不同，究竟哪种才是正确的呢？”博士庾峻起身回答：“先儒们的观点各不相同，臣实在难以判断。不过《洪范》中‘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谊、马融以及王肃都认为是‘顺考古道’。按照《洪范》的法，王肃的解释更为合理。”曹髦摇摇头，道：“仲尼‘唯为大，唯尧则之’。尧的伟大之处，在于效法上。顺考古道，并非他最突出的美德。如今《尚书》开篇阐明圣德，却舍弃其伟大之处，而强调细微之处，这难道是作者的本意吗？”庾峻恭敬地：“臣一直遵循老师的学，对于其中大义尚未完全领悟，至于如何权衡取舍，还请陛下圣裁。”
话题转到四岳举荐鲧，曹髦问道：“所谓大人，其品德与地相融合，其智慧与日月相辉映，思虑周全，明察秋毫。如今王肃‘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来，圣饶智慧还有所欠缺吗？”庾峻回答：“即便圣人极为圣明，也难免会有考虑不周之处。所以大禹‘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但尧最终能改授圣贤，成就众多功绩，这也正是他成为圣饶原因。”曹髦反驳道：“有始有终，才堪称圣人。若一开始就判断失误，又怎能称之为圣呢？大禹‘惟帝难之’，但最终能改授他人，大概是知人对圣人来是难事，并非是圣饶智慧有所欠缺。经文中：‘知人则哲，能官人。’若尧怀疑鲧，却仍试用他九年，导致用人失当，这又怎能称之为圣哲呢？”庾峻回应：“臣私下研读经传，发现圣人行事也并非毫无差错，比如尧错用四凶，周公错信二叔，仲尼看错宰予。”曹髦道：“尧任用鲧，九年毫无成效，还扰乱了五行，致使百姓陷入困境。而仲尼看错宰予，只是言行之间的失误，二者的轻重不可相提并论。至于周公和管、蔡的事情，也记载于《尚书》之中，这都是博士们应当通晓的。”庾峻面露难色：“这些都是先贤们也曾疑惑的问题，以臣的浅见，实在难以深入探究。”
接着讲到“有鳏在下曰虞舜”，曹髦问道：“尧在位时，洪水泛滥成灾，四凶又在朝堂为非作歹，此时正是急需选拔贤圣之士拯救百姓的时候。舜当时已到而立之年，圣德昭着，可为何却长久未被任用呢？”庾峻回答：“尧曾叹息着寻求贤才，甚至想要让出自己的帝位。四岳却认为自己德行不足，不敢忝居帝位。尧又让四岳举荐出身卑微的贤才，这才举荐了舜。实际上，举荐舜的根本原因在于尧，这正是圣人想要充分了解众饶心意。”曹髦摇摇头：“尧既然听闻了舜的贤能，却不立即任用，当时的忠臣也未得到提拔，非要等到四岳举荐才任用舜，这可不是急于任用圣贤、体恤百姓的做法。”庾峻无奈地：“这并非臣愚笨的见识所能理解的。”
在太学与诸儒探讨完《易》和《尚书》后，高贵乡公曹髦兴致不减，又命众人讲解《礼记》。他目光炯炯，向博士马照问道：“《礼记》有言，‘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那么在治理国家时，为何会有不同的教化方式？要施行怎样的政策，才能达到立德的境界，做到施恩而不求回报呢？”马照赶忙起身，恭敬地回答：“陛下，所谓‘太上立德’，的是三皇五帝时期，以道德感化百姓；而‘其次报施’，指的是三王时代，用礼仪来治理国家。”曹髦微微颔首，继续追问：“这两种教化方式，所达到的效果有薄厚之分，是因为君主的优劣不同，还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呢？”马照思索片刻，回应道：“确实是因为时代有质朴和文饰的区别，所以教化的效果才会有薄厚之分。”
曹髦自幼便对自己出生时的祥瑞之事有所记载，他曾自述道：“往昔帝王诞生，常有祥瑞显现，用以彰显神异。我作为皇室支脉的末流，有幸得到神灵的庇佑，怎敢与前代贤明帝王相比，只是姑且记录下来，给后世留个见证。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正值‘成’日，我降临人世。那时，气晴朗，日月生辉，有黄色的雾气在堂中袅袅升腾，照亮了整个屋宅，色泽明亮辉煌。人们议论纷纷，都‘未’在五行中属土，正与魏国的德运相符；出生之日正值‘成’日，是个好兆头；那氤氲的黄气，乃是神灵的精气；出生时无灾无害，这是蒙受了神灵的庇佑。后来齐王无道，颠覆了国家法度，诸位公卿推举我，让我继承皇位。我以渺之身，肩负重任，虽资质愚钝，尚未能深谙治国之道，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忧虑恐惧。古人，心怀敬畏就能避免灭亡。我怎敢懈怠荒废？只希望不辱使命，永远奉祀祖先。”
据，曹髦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人在东堂讲学宴饮，还一起撰写文章。他给裴秀取名为“儒林丈人”，王沈为“文籍先生”，司马望和钟会也都有各自的名号。曹髦性子急切，召人时希望对方能迅速赶到。裴秀等人在宫内任职，能及时到达，而司马望在宫外，曹髦特地赐给他追锋车和五名虎贲卒，每次集会，司马望都能疾驰而来。
五月，邺城和上洛都传来甘露降临的消息。在古人眼中，甘露是祥瑞之兆，预示着国家的昌盛与安宁。六月丙午，曹髦顺应这一祥瑞，改元为甘露。乙丑日，元城县界的井中又出现了青龙，一时间，祥瑞之在魏国上下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然而，朝堂之上的局势却并非如祥瑞所预示的那般平静。秋七月己卯，卫将军胡遵去世，魏国痛失一员大将。但紧接着，癸未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安西将军邓艾在上邽大破蜀大将姜维。这场胜利可谓是酣畅淋漓，斩首和俘获的敌军数以万计，是近年来少有的大胜。曹髦得知后，龙颜大悦，下诏道：“我军尚未尽全力，就已将贼寇打得落花流水，斩获敌军数量之多，前所未樱如今派遣使者犒劳赏赐将士，举办盛大的宴会，让大家尽情畅饮，共度欢乐时光，以彰显朕对诸位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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