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策略如同种子，落入不同的土壤，孕育出形态各异的植株。在南瞻洲，是文明溯源带来的向心力；在巴士拉，是利益捆绑构筑的防护网；而在欧罗巴，则是野心与战火催生的新格局。
“南瞻文明研习院”在“望金港”正式挂牌成立，由那位痴迷于古文字研究的老儒生暂领院事。周允拨付了大量资源，修建了专门的馆舍、藏书楼和实验室。来自大唐各州的学者、方士、巧匠陆续抵达，使得这座原本以军事和贸易为主的港口，平添了几分浓厚的学术气息。
研习院的工作迅速展开。语言组继续深入各部落，系统记录土语，尝试编纂第一部《南瞻土汉词典》；考古组以青铜巨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进行拉网式勘探，又发现了数处规模较的祭坛和居住遗迹；而石纹先生带领的核心团队，则日夜不休地比对、破译那些神秘符号。
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石纹先生于篝火旁，向周允和几位主要部落酋长展示了他的最新成果。他指着一组由三个符号构成的序列，激动地：“此三符，依其出现位置与土着传印证，或可解为‘伟大的太阳守护者’或‘神指定的酋长’之意！其语法结构，已初具主、谓、宾之雏形！”
他环视着那些被火光映照的、或好奇或敬畏的面孔，缓缓道：“诸位酋长，尔等先祖能创此文字，记录日月星辰、部落兴衰，其智慧，岂是蛮荒？此乃文明之火种！今上大唐皇帝，圣明烛照，愿助尔等重燃此火，使南瞻文明，再现于世，与华夏文明，交相辉映！”
这番话语，经过通译传达，在这些部落首领心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传承的古歌谣和那些被刻在石头上的“鬼画符”，竟然蕴含着如此深意，甚至能与遥远而强大的大唐帝国扯上关系。一种基于文化自豪感和对强大文明归属渴望的“归化”心态，开始悄然取代单纯的武力畏惧和经济依赖。“神启”部落的大酋长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将部落世代守护的一处圣地洞穴向研习院开放，据那里有更多古老的壁画。
文明的纽带，正以其独特的力量，软化着征服的棱角。
“大唐西洋货殖行会”在沈光的支持下，运作得风生水起。他们不仅将从大唐本土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奢侈品卖出了更高的价钱，更重要的是，开始有计划地“倾销”那些被批准输出的次等技术产品。
改良的织机使得波斯本地的丝绸产量和质量有所提升，但最精美的云锦、宋锦技术依然牢牢掌握在大唐手中；简易水车模型提高了某些绿洲农业区的灌溉效率，但核心的水利工程设计和大型水轮制造技术秘而不宣；一些常见的药材炮制方法被公开，但真正高深的医道和炼丹术仍是禁区。
这种“给予甜头，守住核心”的策略，既满足了周边势力对“唐技”的部分渴望，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成功地将他们的产业发展方向一定程度上纳入了大唐设定的轨道，形成了经济依赖。同时，行会的商队遍布西亚北非，他们不仅是商人，也成了“靖安司”延伸出去的耳目。许多原本难以察觉的部落动向、地方势力纠葛，甚至遥远欧罗巴的消息，都通过这张商业情报网，源源不断地汇总到沈光手郑巴士拉，正从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和贸易港口，向着区域情报和经济中心的角色演变。
欧罗大陆，赫斯塔尔的丕平终于将他的野心完全倾泻在了萨克森人身上。法兰克大军渡过莱茵河，对信仰原始多神教、处于部落联盟状态的萨克森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圣战”。战争极其残酷，法兰克铁骑焚烧村庄，摧毁异教神像，强迫萨克森人改信基督教。
战火纷飞中，丕平却并未完全忘记东方。他授权一支型的、由教会修士和商人混合组成的队伍，携带他的亲笔信和礼物，尝试从陆路，经过巴伐利亚、阿瓦尔汗国的区域，前往黑海北岸的唐军据点“定北港”。这是一条更加漫长和危险的路线，但避免了海上的不确定性和拜占庭的掣肘。丕平希望能与大唐建立一条独立的联络渠道，哪怕只是象征性的。
而在君士坦丁堡，博尼法斯教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通过一个亚美尼亚商人，与一群来自波斯的景教徒搭上了线。这些景教徒是为了躲避大食内战的烽火，辗转逃到君士坦丁堡的。从他们口中，博尼法斯得知了更多关于东方帝国的一手信息：其宗教宽容政策、社会的巨大规模、以及朝廷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独特制度。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帝国的统治核心，似乎更注重现世的秩序与伦理，而非彼岸的救赎。
博尼法斯再次向罗马报告，强烈建议教廷改变策略，不应以单纯的“传播福音”为目标，而应派遣精通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学者型教士，尝试以学术交流的方式进入那个帝国，先赢得尊重，再图其他。他甚至开始自学一些简单的汉语词汇，为可能到来的东行做准备。欧罗巴通向东方的道路，尽管充满荆棘，却在军事、商业和宗教多个层面，被执着地探索着。
在大明宫一处偏殿，太孙李昊的书房里，悬挂起了一幅巨大的、正在不断补充细节的“万国舆图”。上面不仅标有大唐的疆域、安西、黑海、巴士拉、南瞻洲，还根据商旅和使团带回的信息，粗略勾勒出了欧罗巴的轮廓、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的北岸。
李昊在师傅和来自各方学者的指导下，用旗和注释，标记着各地的主要势力、物产、风俗，甚至语言系属。他对于南瞻洲的文字发现表现出浓厚兴趣，时常追问石纹先生最新进展；他也关注着巴士拉行会的商业报告，对经济杠改作用似懂非懂；他甚至问起了那个正在欧罗巴打仗的法兰克宫相丕平。
“皇爷爷，”一次陪侍时，他指着舆图上欧罗巴的位置问道，“孙儿听闻，那法兰克王国内部，宫相之权竟大于国王，这是否便是《春秋》中所言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是为衰微之象？若其真能统一欧罗巴诸部，于我大唐，是福是祸？”
李琰看着孙儿那已初具格局的视野，心中欣慰，答道：“昊儿能思及此，甚好。欧罗巴之地，蛮族纷争，其兴其衰，自有其理。然，无论其内部如何变化，我大唐只需自身强盛不坠，持公道，掌利器，控商路，播文明，则万国来朝，寰宇承平，方为长久之道。彼之祸福，非取决于其内部谁人称王，而取决于其实力强弱，以及……与我大唐之关系远近。”
太孙的视野，正被这前所未有的帝国版图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所塑造。一股基于实力、着眼全局的新型战略思维，似乎正在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心中萌芽。帝国的目光，已然穿透四海，审视着这个正在因它而加速联系、也因它而暗流汹涌的广阔世界。研习院的文明之火，行会的商业之网，欧罗巴的战争硝烟，都在为这幅宏大的“万国舆图”，添加上新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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