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清楚“一条鞭法”，得先明朝以前的赋役有多乱。那会儿，老百姓要交的税，既有粮食（田赋），又有布匹（绢帛），还要给官府当差（徭役）。光是田赋，就分夏税、秋粮，收的东西五花八门，有大米、麦，还有棉花、茶叶，甚至连竹子、木材都能抵税。《明会典》里记载，光是全国统一规定的赋税项目，就有两百多种，地方上再私自加一些，老百姓根本算不清自己到底该交多少。
徭役就更坑人了。官府要修城墙、挖河道、运粮草，都要老百姓免费出工。家里有男丁的，每年至少要去当差一个月，要是轮到去京城或边境服役，来回路上就得花大半年，家里的地全得荒了。有个叫顾炎武的学者，在《下郡国利病书》里写过一个故事：江南有户农民，为了躲避徭役，带着全家逃到山里，结果地里的稻子熟了没人收，烂在田里，“哭声震野”（哭声在田野里回荡）。
更要命的是，官吏还趁机敲诈。收粮食时，他们“粮食不够干”，要多收几成；收布匹时，又“质量不好”，得再补几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忍受。到了嘉靖、隆庆年间，不少地方的农民因为交不起赋税、受不了徭役，纷纷逃跑，大片土地都成了荒地。张居正当首辅后，派手下人去各地调查，回来的人都：“再不变法，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
“一条鞭法”的核心，就是把所有的赋税和徭役，合并成一项，折算成白银征收。用张居正的话，就是“赋役合一，按亩征银”。具体来，有这么几个变化：
第一，“总括一县之赋役”。以前田赋归田赋，徭役归徭役，现在把它们打包算在一起，就像把一堆乱七八糟的绳子，编成一条鞭子，这就是“一条鞭”名字的由来。
第二，“量地计丁”。以前收税，既看家里有多少地，也看家里有多少男丁（人头税）。现在主要按土地多少来算，人丁的影响变了。这对土地少的穷人来，负担轻了不少。
第三，“一概征银”。以前交粮食、交布匹，现在统一交白银。这一下，老百姓不用再辛辛苦苦把粮食越县城，官吏也没法在“粮食干湿”上做文章了。
第四，“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以前老百姓要自己去当差，现在官府收了银子，自己花钱雇人干活。这样一来，老百姓不用耽误种地，官府也能请到更专业的人。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先在福建试点“一条鞭法”。福建巡抚庞尚鹏是个实干家，他亲自带着账册下乡，一户一户地算土地、算人丁。试点一年，福建的赋税多收了三成，老百姓却都负担轻了，“欢呼载道”。
万历九年，张居正觉得时机成熟，下令在全国推校可推行起来，阻力不。首先是地主豪强反对。他们土地多，以前靠隐瞒土地数量少交税，现在按亩征银，隐瞒不了了，自然不乐意。河南有个叫王应祥的大地主，家里有上千亩地，他找到巡抚：“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交税的，凭什么改？”巡抚拿出张居正的手令：“这是朝廷的规矩，谁也不能例外！”王应祥没办法，只好乖乖交了银子，心里却把张居正骂了千百遍。
其次是习惯了旧制度的官吏不适应。以前收税能捞油水，现在一概征银，账目清楚，想贪都难。有个县丞（副县长）抱怨：“以前收粮食，我能多拿几石回家；现在收银子，一分一毫都得记账，这官当得真没意思！”这话传到张居正耳朵里，他直接把这个县丞罢了官，：“当官是为百姓办事，不是为自己捞钱！”
还有些老百姓一开始也不理解。他们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手里没多少银子。有个老农拿着家里仅有的几匹布去交税，被税吏告知“只收银子”，急得直哭：“我家没银子，这布可是我老婆子织了半年的啊！”幸好当地官府设了“便民银号”，可以用粮食、布匹换银子，才解了老农的燃眉之急。
不过，时间一长，“一条鞭法”的好处就显出来了。
对老百姓来，赋税变得清楚明白，不用再受官吏的气。以前交十样东西，现在只交一样银子，省心多了。江南有首民谣唱道：“一条鞭，一条鞭，鞭去百姓苦万千。”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
对官府来，收税效率大大提高。以前收粮食要雇人运输、储存，损耗很大；现在收银子，轻便易带，还能直接用来发军饷、办工程。据《万历会计录》记载，推邪一条鞭法”后，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年增加了近三成，仓库里的存银越来越多。
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老百姓要交银子，就得把粮食、布匹拿到市场上去卖，这就带动了集市的繁荣。江南的苏州、松江，北方的北京、津，都成了热闹的商业城剩有个叫张瀚的官员，在《松窗梦语》里写：“以前乡下老百姓很少进城，现在为了换银子交税，三两头往集市跑，城里的店铺多了一倍，连挑着担子卖吃的都赚了不少钱。”
当然，“一条鞭法”也不是完美的。有些地方官为了多收税，故意把白银的折算比例定得很高，比如一两银子本该值一千文铜钱，他们却按一千二百文算，无形中又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还有，按土地收税，对没有土地的佃农来，虽然徭役减轻了，但田租还是很高，生活依然艰难。
但总的来，“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税制，抑制了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也让明朝的财政得以喘息。张居正自己也：“此法行，则民安，国安。”（这个办法实行了，老百姓就能安定，国家就能安定）
万历十年（1582年），就在“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开不久，张居正病逝了。他没能看到这项改革的最终成果，但历史记住了他的功绩。后来有个叫谈迁的史学家，在《国榷》里评价：“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救了明朝一命。”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也不算夸张。
只是，张居正没想到，他死后，那些反对“一条鞭法”的人会疯狂反扑，不仅给他安上“谋逆”的罪名，还想废除他推行的新法。幸好“一条鞭法”已经深入民心，虽然几经波折，还是保留了下来，一直用到清朝雍正年间“摊丁入亩”推行后，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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