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南海广东海面，一支由48艘舰船、4000余名士兵组成的英国舰队，正缓缓驶入珠江口外的伶仃洋。旗舰“威里士厘号”上，英军总司令懿律展开了英国政府的训令：“迫使中国政府赔偿鸦片损失，割让通商口岸，承认英国在华特权。”（《英国议会文件》）两个月前，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对华战争议案，这场因鸦片而起的冲突，终于从贸易争端升级为武装入侵。当炮声在穿鼻洋响起时，清王朝自诩“朝上国”的迷梦被轰然击碎，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在硝烟与屈辱中被强行翻开。
1839年9月，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率先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声称“中国禁烟导致英商损失200万英镑”，要求“采取强硬措施”。纺织业巨头们则担心“失去中国棉花市场”，联名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呼吁“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
在议会辩论中，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激烈交锋。巴麦尊将林则徐的禁烟比作“对英国女王的侮辱”，宣称“必须让中国人明白，英国的利益不可侵犯”；支持战争的议员甚至编造“中国士兵虐待英商”的谣言，煽动民众情绪。主和派议员格莱斯顿则痛斥：“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护毒品贸易，是英国历史上最不正义的战争！”（《英国议会辩论记录》）最终，1840年4月，议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拨款案。
英国政府的战争目标远超“赔偿鸦片损失”，其秘密训令明确要求：1. 清政府赔偿鸦片价款；2. 割让一处或数处沿海岛屿；3.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4. 英国享影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华犯罪，由英国领事审判）。这些条款暴露了殖民扩张的本质——鸦片只是借口，打开中国市场、掠夺殖民特权才是真正目的。正如历史学家马士（h.b.morse）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言：“鸦片战争是英国为维护其商业霸权而发动的侵略战争，鸦片不过是恰好引发冲突的导火索。”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此时的林则徐已在广东经营海防半年有余，形成了一套“以守为战”的防御体系：
海岸防御体系以虎门为核心，从广州至珠江口，共设三道防线：第一道为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配备大炮30余门；第二道是虎门主阵地，靖远、威远、镇远三炮台呈品字形分布，共有大炮100余门，由水师提督关培亲自驻守；第三道为广州附近的猎德、海珠炮台，作为纵深防御。林则徐还招募了5000余名渔民、疍户组成“水勇”，配备火船、火罐，专门袭扰敌舰。
情报与心理战方面，林则徐编译《澳门新闻纸》，及时掌握英军动向；发布《谕沿海居民》告示，悬赏“生擒英夷一名赏银二十元，斩首一名赏银十元”，鼓励民众参战；甚至仿制西式战船，尝试“师夷长技”。他坚信“民心可用”，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写道：“粤省沿海百姓皆愿效命，若英夷登陆，必遭群起而攻之。”（《林则徐集·奏稿》）
面对广东的严密防御，懿律与义律（此时为副司令）决定避实击虚。他们留下少量舰船封锁珠江口，主力舰队则于6月30日北上，目标直指浙江定海——这里是清朝东南沿海的薄弱环节，且靠近漕运航线，便于施压清廷。林则徐察觉英军意图，立即上奏“请敕沿海各省加强防备”，但道光帝此时仍认为“英夷不过股骚扰，不足为虑”，仅谕令“沿海各省酌情防范，不必劳师动众”。这种轻敌心态，导致沿海防务空虚，为英军北犯创造了条件。
1840年7月4日，英军抵达浙江定海（今舟山群岛）。定海知县姚怀祥登上城头，看到的是“巨舰蔽海，炮口森然”的景象，而城内仅有清军800余人，大炮10余门，且多为锈蚀的旧炮。英军派翻译递交照会，要求“交出定海县城，否则开炮轰击”。姚怀祥怒斥：“朝领土，岂容尔等觊觎！”（《定海厅志》）
7月5日凌晨，英军发起进攻。“威里士厘号”等四艘战舰同时开火，定海炮台的清军火炮射程不及英舰，很快被摧毁。清军士兵虽奋勇还击，但“鸟铳射程不过百米，弓箭难以穿透英夷铠甲”，不到半，城墙被炸开缺口，英军陆战队登陆。姚怀祥率军民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败走，投水自尽。典史全福、总兵张朝发战死，定海县城陷落——这是鸦片战争中清军丢失的第一座县城。
英军占领定海后，犯下累累暴行：“焚掠官署民居，奸淫妇女，抢走粮食财物”（《中西纪事》），还强迫居民“缴纳人头税”，否则“格杀勿论”。不到一个月，定海城内“尸横遍野，瘟疫蔓延”，原本繁华的县城沦为人间地狱。英国传教士马儒翰在日记中记载：“士兵们的抢掠毫无节制，这让我为英国的声誉感到羞耻。”
定海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终于意识到“英夷并非股海盗”，立即下令“调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兵力，收复定海”，并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革职查办。但此时的清军战斗力已经很弱：调往浙江的福建水师“战船多为朽木，士兵未经训练”；江苏巡抚裕谦虽主战，却因“无可用之兵，无趁手之炮”而束手束脚。清廷的被动应对，让英军得以在定海站稳脚跟。
英军在定海休整后，继续北上。1840年8月，舰队抵达津大沽口，直逼京畿。道光帝慌了手脚，他担心“英夷攻至北京”，一改之前的强硬态度，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大沽口与英夷交涉，探明来意”。
琦善是典型的“妥协派”，他在与义律会面时，将战争责任全推给林则徐：“林钦差禁烟操之过急，冒犯贵国，朝廷已已知晓，定会查办。”（《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三）他还私下承诺“只要英军退回广东，朝廷将重审鸦片案，赔偿损失”。义律见琦善态度软弱，便抛出《巴麦尊照会》，提出割地、赔款、通商等要求，声称“若不答应，便炮轰津”。
琦善将照会呈送道光帝，却故意淡化“割地”等苛刻条款，只“英夷不满林则徐，求朝廷昭雪”。道光帝本就急于平息战事，竟信以为真，下旨斥责林则徐“措置失当，轻启边衅”，命其“交部严加议处”，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同时，道光帝谕令英军“迅速南返，听候办理”，幻想通过妥协换取和平。
这种“战而后和”的摇摆，暴露了清廷的昏聩。林则徐在被革职前，仍上书力谏：“英夷贪得无厌，妥协只会助长其气焰，唯有战守方能保全疆土。”（《林则徐集·奏稿》）但道光帝已听不进忠言，他在谕旨中写道：“朕以仁治下，岂容穷兵黩武？若英夷能悔罪，自当宽大处理。”这种对殖民侵略的认知匮乏，让清廷在战争初期便陷入被动。
1840年11月，琦善抵达广州。他一到任便全盘否定林则徐的防御措施：下令遣散水勇，拆除珠江口的木排、铁链，裁减炮台守军，甚至将虎门炮台的部分大炮调往内地。他对属下：“英夷船坚炮利，不可与战，唯有安抚方能了事。”（《夷氛闻记》）
义律见琦善撤防，立即撕毁“南返谈疟的承诺，于1841年1月突然进攻沙角、大角炮台。守将陈连升（土家族）率600余名士兵抵抗，他的儿子陈长鹏战死，自己“身被数十创，仍挥刀杀当，最终力竭牺牲（《清史稿·陈连升传》）。英军攻占炮台后，将清军尸体“剁成肉泥，填入炮口”，其残忍令人发指。
沙角之战的惨败，让琦善惊慌失措，他连夜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私下答应割让香港岛、赔偿鸦片烟价600万银元、开放广州通商等条款。消息传出，朝野哗然。道光帝得知琦善私割香港，怒斥“琦善无能误国”，下令将其革职锁拿，押解回京，同时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调各省军队赴粤“进剿英夷”。
此时的广东战局已不可收拾。林则徐苦心经营的海防被琦善毁于一旦，英军占据香港作为据点，随时可进攻广州。而清廷调派的“援军”多为临时招募的乡勇，“不知枪炮为何物，见英舰开炮便四散奔逃”。正如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感叹：“琦善撤防如撤藩篱，开门揖盗，广东之祸，始于此矣。”
鸦片战争的前八个月（1840年6月—1841年2月），清军一败再败，暴露了与英国的全方位差距：
军事技术的代差最为明显。英军战舰多为蒸汽动力，航速快、机动性强，配备的“阿姆斯特朗炮”射程达3000米，可击穿清军炮台的石墙；而清军战船仍是木质帆船，最大射程仅1000米，且“年久失修，遇风浪即摇晃”。虎门炮台的大炮虽有部分为“红衣大炮”（仿明末西式火炮），但铸造工艺落后，“弹丸与炮膛间隙过大，射程不及英舰一半”，开战时常因“炮身过热而炸裂”。
军事制度的腐朽同样致命。清军实邪八旗+绿营”的世袭兵制，士兵“终身服役，老弱病残充斥营直；军官多为世袭或捐纳出身，“不知战术为何物，只会克扣军饷”。英军则是职业化军队，士兵经过严格训练，海战、登陆作战配合娴熟，且有明确的指挥体系。定海之战中，清军“各自为战，无人统一调度”，而英军则“舰炮掩护，陆战队协同推进”，胜负早已注定。
外交认知的落后更显可悲。清廷始终以“朝上国”自居，将英军视为“蛮夷作乱”，既不知英国的国力，也不懂国际惯例。琦善在谈判中竟问义律：“贵国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琦善奏稿》）；道光帝在谕旨中称英女王“年幼无知，被臣下蒙蔽”，幻想“晓谕英王，令其约束属民”。这种对世界大势的无知，使其无法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
而英国方面，通过战争初期的胜利，进一步摸清了清军的虚实。义律在给巴麦尊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只需再施加压力，便可获得全部要求。”（《英国外交部档案》）
1841年2月，奕山抵达广州，此时的战局已糜烂不堪。英军在占据香港、虎门后，正准备进攻广州城；而清军援军虽号称“数万人”，实则“能战者不足三成”。奕山本人昏庸无能，到任后“不问军务，只知搜刮民财”，甚至迷信“鬼神助战”，让士兵佩戴“避炮符”。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认为《穿鼻草约》所得利益太少，将义律召回，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增派援军，扩大战争。璞鼎查下令：“必须占领舟山、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迫使清政府签订正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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