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年孟夏，太行南麓的晨露还悬在千头柏的虬枝上，叶承的布鞋已踏上焦作药王庙前的青石板。石缝里钻出的艾草沾着水珠子，混着远处药田飘来的辛香，在晨雾中织成一张清冽的网——这是属于药王孙思邈的气息，穿越一千四百年，正轻轻托住这位中医药大学教授的衣袂。
初献之仪：
药香与古礼的共振
青铜磬的余音在空阔的庙庭里荡了三荡，惊起檐角筑巢的斑鸠。叶承望着张道长手中的磬——那是明代遗物，磬身刻着的《千金方》药图已被磨得浅淡，唯影食疗”二字在晨光里泛着幽蓝。他忽然想起去年在日本正仓院见过的唐式铜磬，形制竟与这枚相差无几，原来医道同源，早在千年前便随着遣唐使的船，将药王的智慧播向四海。
供桌上的青瓷碗碟已摆成北斗状，中央最大的海碗里，四大怀药码放得极有讲究：温县垆土山药竖直如柱，象征“中焦立极”；武陟牛膝根须向八方舒展，暗合“八风致病”之理；沁阳地黄切片层层相叠，恍若太极阴阳鱼的纹路；最妙的是博爱菊花，十二朵白菊绕碗一周，花瓣皆朝圆心微卷，恰似医者俯身问诊的姿态。
“初献需以‘地泰’之法。”张道长递过桑木托盘，盘中三枚青铜爵刻着不同的药草纹：首爵刻远志，取“安神益智”意；次爵刻当归，含“养血归经”义；末爵空无一物，却是爵底铸着细的“人”字，“孙真缺年祭，必留一爵给下百姓，‘医道之极，在治未病之人’。”
叶承双手接过爵盏，指尖触到冰凉的铜锈，忽然想起三年前在西安碑林见过的《大医精诚碑》，碑额处的药王孙思邈像，腰间悬的正是这样的青铜爵。药王井的水倒入爵中时，他特意倾斜三息——这是《千金方·卷一》里“三斟定阴阳”的古法，水流撞击爵壁的清响，竟与记忆中实验室里量筒刻度的滴答声奇妙地重合。
当第一爵药井之水泼向古柏根部时，树心凹陷处的新枝突然抖落几滴露水，恰好落在叶承手背上。凉意渗进皮肤的瞬间，他眼前闪过《千金方》里“夫为医者，当须安神定志，无欲无求”的句子，那些在古籍里沉睡的文字，此刻竟借由露水的触碰，在他的神经末梢上活了过来。
张道长点燃三柱檀香，烟缕顺着古柏的纹路攀爬，在树心凹处聚成的云团。叶承忽然注意到，凹处的苔藓竟然长成“寿”字形状，边缘还缀着几点淡紫的地丁花——这株孙思邈亲手种下的千头柏，历经千年风雨，早已将医道的精魂融入每一道年轮，每一片新叶。
“初献毕，接下来是‘药祭’。”张道长示意叶承看向供桌东侧，那里摆着七只粗陶罐，分别装着当归尾、川芎片、桃仁泥等活血化瘀药材，“孙真人在武德年间治瘟疫，曾以‘七味活血散’救万人，此礼便是纪念他‘因病制方’的智慧。”
叶承俯身取罐时，闻到陶罐上还带着泥土的腥香——那是焦作本地的红胶泥，专门用来烧制药用器皿。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博士论文，曾论证唐代陶制药具对药性的影响，此刻亲手触碰这带着体温的粗陶，才惊觉古籍里“诸药宜以瓷器、石器，忌用铜铁”的记载，原是来自千百年间无数次的亲身试验。
青铜磬再次响起时，日影已从匾额“道济下”的“济”字挪到“”字右下角。叶承望着古柏在地面投下的阴影，那扭曲的枝桠竟似一位背负药篓的行者，正沿着苔痕斑驳的青砖路，一步步走向庙外的药田——那里种着的，正是《千金方》里记载的百余种太行草药。
初献的余韵在庙庭里萦绕，叶承忽然明白，所谓古礼，从来不是机械的程式，而是将千年医道化作可触可感的仪式：当井水漫过青铜爵的药纹，当药香混着柏香渗入砖缝，当古籍里的字句借由草木雨露重生，药王孙思邈的精神，便在这一斟一洒、一跪一拜之间，完成了从文字到生命的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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