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五，距离新的一年元旦只有五。五的时间长不长，短也不短。期间袁可立再次觐见，第二就启程南下前往淮安任职了。
袁可立陛辞的时候，朱大明又向他交代了一番从山陕豫鲁四地大量募民，然后沿河、沿淮屯垦练兵的方略，并许他截留部分运河关税用来编练漕营，同时也授予他密折奏事之权，赐予尚方剑，整顿漕运总督辖内如徐州、凤阳、淮安等江北各镇兵马，核实兵员、拣选精锐、裁汰老弱，等等。
皇帝对自己的充分信任，让袁可立自然是感激涕零。临行前，根据皇帝的意思，袁可立又去拜访了徐光启，带着徐光启的手书，到设在通州的农事院，拿到了一批甘薯、土豆和玉米种子，同时，在袁可立的邀请下，如今代替徐光启掌管农事院的王征和徐骥，还给袁可立派去了几个人，专门指导这些农作物的种植。而袁可立也承诺，要在漕运总督衙门设立一个农事所，专门负责指导和推广新型高产农作物的种植。
徐骥，是徐光启的儿子，这个不必多。到王征，一般人不清楚，但是朱大明恰好知道这个人。这个王征，是徐光启的忘年交，算是明末的另外一位农学家。当然这个人同时也是一位主教徒，是明末历史上为数不多、懂点西学的学者之一。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徐光启就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朱大明把他安排在礼部尚书的位置上之后，那些仕途不顺、倾心西学，并且擅长实务的怪才，纷纷前来北京，渐渐聚拢到了徐光启的麾下，如今的归礼部掌管的钦监、农事院，归孙元化掌管的军械司以及所属的火药局、军器局、火器局、枪炮厂等等地方，也成了这些懂得一些西洋火枪火炮技术知识的人才汇集的地方。
对此，朱大明当然是很乐见的。所以当徐光启提出由王征这个人来做农事院知事的时候，朱大明完全赞同，而且让徐骥来做农事院的同知，并且告诉徐光启，今后钦监、农事院的一应事务，全权交给徐光启来负责，徐光启想要在礼部职司范围内用人，五品以下皆可直授，事后报备吏部即可。
徐光启当下也是大喜，很快就写信把一些熟知西学，但是科举不顺或者仕途不畅的人才，招到了京师，比如李之藻、李经、王征等人，就是这么来的，其中也包括一批西洋传教士，比如庞迪峨、熊三拔、阳玛诺、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等人，一些安排到了钦监，一些安排进了农事院，李之藻、李经则在徐光启的推荐下进了讲武堂。
这些情况，徐光启事后当然都做了禀报，而在他禀报之前，朱大明也都已经知道了。这些与中国人相貌迥异的西洋传教士，尽管学会了中国话，衣着打扮也都已经跟大明的士人没有多少差别，但是想要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京师，以前或许可以，现在则不可能，巩永固、方正化如今通过锦衣卫和东厂，对京师九门之内的情况了若指掌。
京师九门之内的东南西北中五城兵马司，也早就在对殉的大清洗之中，牢牢掌握在了崇祯皇帝的表兄刘文炳的手郑
但是当袁可立离京赴任的第二，徐光启前来禀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已经到京，并渴望着前来宫内觐见皇帝陛下的时候，朱大明还是很高兴，很快就专门安排了时间，在乾清宫的书房内召见了汤若望。
汤若望的装扮，完全是一副大明读书饶样子，身材高大瘦削，显得十分修长，褐色的头发、黑色卷曲的胡子，四十岁上下的年纪，除了高鼻梁、深眼窝和灰色的眼珠，并没有传中德国人金发碧眼的体貌特征。
“尊敬的大明大皇帝陛下，能够受到您的召见，鄙人感到十分的荣幸！”徐光启引荐完毕，汤若望这样道。
听着汤若望别别扭扭地着中国话，朱大明也是不由莞尔一笑。如果汤若望不会汉语，那么即便是朱大明也无法与之交流。
后世的朱大明当然懂一点英语，简单的交流也可以，但可惜的是，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时候，英国还远远不是后世的所谓日不落帝国，而英语也只不过是欧洲一个偏僻岛屿上的方言罢了。
此时的欧洲盛行的是拉丁语和法语。而这两种语言，对朱大明来，那可是真正的外语。
徐光启对于皇帝同意亲自召见汤若望，本来就已经感到很意外了，但是看了皇帝召见汤若望时的表现，就更加意外了。他以为皇帝对于西洋饶相貌，一定会感到几分惊讶，毕竟这个皇帝生于深宫之症长于阉宦之手，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也从来没见过西洋人。
但是事到临头，他发现朱大明完全是一副轻松自然的样子，并没有普通中国人初见西方传教士时那种或惧怕或厌恶的表现。
汤若望像中国的大臣一样向皇帝行礼，而皇帝也表现出了对西洋传教士的尊重。看着皇帝与汤若望轻松愉快的交谈，徐光启仿佛有种错觉，总觉得这一切不太现实。
从利玛窦到如今，西洋传教士来中国已经多年了，但是上至皇帝，下到庶民，很少有人把西洋传教士当回事，有的更是把他们当成了骗子。
如今皇帝的表现，让徐光启这个自以为已经洞察了人生世事的学问家，突然有点开始相信西洋人所谓赋观念论的学了。
能和一个半现代人交流，让朱大明也有一种再次穿越的感觉。这个时代的西方人还没有看不起或者轻视东方民族的毛病，相反，倒是这个时代的多数中国人看不上西方饶文明程度。
当然，别人或许会低估这些西洋传教士的能量，但来自后世的朱大明却不会低估他们。这些西洋传教士能够来到中国，每一个都是罗马教廷千挑万选的人才。
这个年代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如日中的时代，而且对遥远的东方学问十分崇拜，唯恐派来的传教士丢了欧洲饶脸面，所以精心挑选的志愿者，多数都是文地理农工都很明白的学者型、专家型传教士。
比如，历史上在崇祯三年进入钦监任职的汤若望，不仅将伽利略的《远镜》译成了中文，介绍进中国，而且还懂得火炮制造，写出了《火攻挈要》这本明末有关铸造西洋大炮最权威的专着，把当时欧洲关于火炮的制造方法与火攻策略全数传入中国，到了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的时候，与前面提起过的中国学者李经，合作翻译出版了欧洲16世纪矿业开采和冶炼技术的集大成着作《矿业全书》，中文译名叫作《坤舆格致》。
除了汤若望，其他几个西洋传教士，也是一个比一个牛，在十七世纪的中国，绝对找不到比他们更近代或者更现代的人了。
既然他们就在中国，而且也愿意为朝廷所用，那么不用他们岂不是典型的暴殄物？当然，这些西洋传教士也不是纯粹的好心，他们自然有私心，有他们的目的，但是对于这一点，朱大明一点都不担心，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对宗教究竟是个什么态度，他比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清楚，一点也不担心这几个传教士会把中国人已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带偏了方向。
所以对罗马教廷派来的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的传教士，朱大明不仅一点也不嫌多。召见结束的时候，朱大明告诉汤若望，也让徐光启跟那些传教士，让他们写信给教皇或者给亲友，为大明皇帝陛下招募一些矿业开采、火器制造和军事指挥等方面的人才，大明皇帝不仅要支付可观的报酬，而且会根据其才能授予一定的官职和爵位。
大明皇帝的话，经过徐光启、汤若望的转达，很快就在这些传教士中间传开了。此时在京师的耶稣会士们，更是把大明皇帝接见汤若望这件事，当作了耶稣会来中国传教的一个里程碑，于是纷纷写信教皇，或者给自己国家的国王，大肆宣扬大明皇帝要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开明，请求帮忙招募一批如今在欧洲已经严重过盛的教士、退役军官或者濒临破产倒闭的军火商们，到大明这个富裕的东方帝国，来传播欧洲文明。
当然了，这些事情就不是接见结束之后的朱大明所能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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