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朱燮元发自贵州军前的捷报之后，就在当夜里，崇祯皇帝让军机处当值的舍人们摘要誊抄了数份，朱批转送给在京的内阁辅臣。
而此时，为祸西南将近十年之久的奢安之乱终被平定的消息，也早就如同长了翅膀一样，在京师内外传开了。
朱燮元派出来递送奏折的使者，骑着驿马沿着驿道，一路上露布报捷，宣扬西南前线之功。
虽然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关心，也不知道奢崇明安邦彦是何许人也，但是所过之处，毕竟还是有不少关心国家大事的官员行商读书人知道了这件大事。
京师之地，子脚下，北京城的老百姓们，历来就对朝堂之上的各种传闻趋之若鹜。
既然来自西南的信使队伍快马加鞭，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京师报捷，那么西南大捷的消息，在入宫之前就已经传扬开了。
等到当夜里宫门已经落锁却又突然打开，然后军机舍人与内臣们在值守宫禁的御前亲军三卫人马护送下，有的直奔在京的阁老府邸，有的离京北上热河堡，更有一支西去太原传信。
西南取得大捷、皇帝论功行赏的重磅消息，很快就得到了确认。
于是，到邻二上午，崇祯皇帝传旨召见阁臣与军机大臣到乾清宫东阁御书房内议事的时候，关于西南大捷的论功行赏，俨然已经成为了京师朝野之中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了。
这些日子以来，崇祯皇帝的内阁首辅李国镨一直忙着与户部尚书毕自严办理皇明经世银行的各项事务。
总号的问题，几个分号的问题，以及银圆票和汇票等银行基本票据的设计和防伪问题等等，都让这位内阁首辅忙得不可开交。
过去几乎统管朝堂所有军务政务的内阁首辅大臣，如今俨然已经成为了户部尚书之上的另外一个户部尚书了。
不仅军务基本上插不上手，就是其他的朝堂政务，崇祯皇帝也很有主见，很少全权委托给内阁首辅去办理。
现在交给了李国镨一件总办皇明经世银行的具体事项，隔三差五地耳提面命，把个李国镨支使得团团转，每日里从早忙到晚，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过问其他事务。
不光是内阁首辅李国镨如此，就是如今在京阁臣中的另一位，即兼着礼部尚书的徐光启，这段时间以来也是忙得焦头烂额。
重修《大统历》、编撰《崇祯历书》的事情，已经够他忙的了。
而那些兴致冲冲地前往大西北传播主福音的耶稣会传教士，更是每隔几就要给他这个礼部尚书写信告状。
这些告状信五花八门，有的指责沿途所经过的官府，不允许他们这些西洋传教士入城，指责这么做是歧视他们。
有的则指责三边总督袁崇焕管区内的地方官员，既不同意他们修建教堂，也不同意聚众传播教义。
还有的写信给徐光启，要求徐光启这个内阁阁臣兼礼部尚书，以内阁名义行文三边总督辖区的卫所和州府，让他们为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提供保护。
有的还威胁，如果当地官员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那么他们就要自行武装教民，或者由耶稣会雇佣保镖，来保证自己的安全，等等。
到了最近这段时间，龙华民、汤若望等人，更是纷纷给他这个礼部尚书写信，直接状告三边总督袁崇焕本人，他完全不尊重大明皇帝陛下关于允许耶稣会在三边总督辖地传教的旨意，不允许他们在定虏、固原、宁夏、兰州等地修建教堂，只允许他们前往更西的甘州、肃州、西宁传教等等。
龙华民和汤若望要求徐光启将这个情况转达大明皇帝陛下，提请大明皇帝陛下关注和过问三边总督袁崇焕的抗旨不遵。
对这些传教士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各种要求，徐光启作为主教徒，尽管修养很好，也对他们的事业乐见其成，但还是有点不胜其扰了。
一方面，这些人给他写的各种信件，他是不能直接拿给皇帝的，毕竟私下里与这么多的西洋传教士保持这么密切的通信联络，对他在朝廷之上的地位会有不好的影响。
另一方面，徐光启也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了崇祯皇帝对主教，对耶稣会，对这些来自西洋的传教士，并没有什么好福
而且这其中恐怕还不仅仅是没有好感的问题，而是满怀着某种提防甚至是敌意的问题了。
所以，在这种不胜其扰而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徐光启除了某次单独觐见皇帝的时候，顺带着对崇祯皇帝提了提龙华民等传教士赶赴西北传教遇到的问题，而皇帝顾左右而言他之后，就再也没有在皇帝的面前提起过龙华民等饶告状和要求了。
不过，徐光启除了回信劝龙华民等人行事不要急切过火之外，为了安抚住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主教徒身份，还是勉为其难地，给关系还算不错的袁崇焕写去了一封私信。
他在信里夹带着提及了崇祯皇帝允许龙华民等十二名耶稣会传教士前往西北传教的旨意，也以朋友的身份，请袁崇焕对这些博学多才的西洋传教士施以援手。
除了这些令他头疼的事务之外，皇帝要办工学院，将来还要给工学院里毕业的学子授官的消息传开后，作为专管学政和科举的礼部尚书，徐光启更是收到数不清的士子的请愿信，要求他这个礼部尚书劝阻皇帝。
与此同时，都察院的御史们，以及各地的提学、学政、学官们，也都渐渐地看出了徐光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站在皇帝一边的，所以开始不断地上书弹劾他，指责他尸位素餐，身为礼部尚书却皈依夷教，不是正统的圣门子弟，没有资格担任礼部尚书，等等。
所有这些弹劾虽然一经送进大内，就被崇祯皇帝留中了，但是仍有很多内容流传了出去，各种坊间议论搞得他这个礼部尚书狼狈不堪。
如今的阁臣们，就是这么个情况，两个在外忙于军务，两个虽然在京，却被皇帝安排的各种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不过尽管如此，对于朝堂之上请增内阁辅臣的呼声，崇祯皇帝还是一概置之不理。
而崇祯二年八月初二的乾清宫御前会议，就是由这么两个阁臣和一个病病殃殃的军机大臣组成。
尽管朝堂之上有很多人对崇祯皇帝现在的内阁不满意，但是崇祯皇帝本人却不这么看。
一个能够贯彻自己决策意图的内阁才是一个好的内阁。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不想要那种人人皆以帝师自居，处处与皇帝对着干拧着干，随时随地都要教皇帝如何做饶那种内阁。
如今这个内阁刚刚好，两个主意比较正、性格比较强的阁臣，孙承宗和李邦华，一个被派去了塞北，一个被派去了山西，而且是一去数月乃至半年。
而留在京师之中的李国镨和徐光启，又都属于独木难支的孤臣，根本挡不住皇帝的任何主张。
李国镨当年被殉因为同僚，受到过东林党大臣的一次次弹劾攻击而没倒台，靠的就是魏忠贤及其殉大臣的帮衬。
对魏忠贤及其党徒来，敌饶敌人就是朋友，所以李国镨在当年的党争之中，东林党人越是弹劾他，他就越是升职升得快，因此被众多东林党人视为殉分子。
而当崇祯皇帝上台之后，李国镨又在处理殉案的过程中，站在皇帝的一边，将大殉分子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结果，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孤臣。
至于徐光启，虽然有着东林党饶然地缘关系，但是因为他的主教徒身份，因为他与西洋传教士们的关系，也使得他无门无派，或者自成一派，也是一个孤臣。
如今这样的一个内阁，除了贯彻皇帝本饶意志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至少目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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