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社会的肌理中，“讨公道”本应是每个公民平等享有的权利，可对于身处底层的穷人而言，这条路常常布满荆棘。
讨公道的过程，本质上是一场资源的较量，而穷人最匮乏的恰恰是资源。诉讼费用是第一道坎。即便法律规定了诉讼费减免制度，但立案时的案件受理费、申请财产保全的保证金、司法鉴定费、评估费等，对低收入群体仍是沉重负担。
湖南娄底的一位师傅在工地摔伤腰椎，包工头只愿赔3000元了事，医生后续治疗至少要5万。他想去做伤残鉴定，光鉴定费就要2800元，相当于他三个月的生活费。
为了凑钱，他让妻子去镇上的鞭炮厂做零工，每站12时贴标签，手指被胶水浸得发肿，才勉强凑够费用。
江西赣州的一位大妈更无奈，儿子在工厂被机器轧断手指，老板拒绝赔偿，她去法院申请法律援助，虽然免了律师费，可做工伤认定需要的劳动关系证明、工资流水等材料，找工厂要了十几次都被拒，最后托人送礼花了600元才拿到复印件。
时间成本同样令人却步。重庆一位农民工为追讨被拖欠的1.2万元工资，从工地到法院跑了7趟，每次都要坐4时长途汽车，光车票钱就花了500多。
开庭那正赶上农忙，他雇人收割自家的水稻花了800元，等拿到判决书时，算算各项开销，几乎等于白忙活。
安徽阜阳的菜农更惨，为了告批发市场克扣摊位费，每凌晨3点收菜，早上6点赶去法院，折腾了半年，最后胜诉却发现市场早已换了承包人，执行款至今没拿到，地里的黄瓜烂了一地没人管。
河南周口的一位大爷种了三亩桃树，被邻村的羊群啃坏了半亩果苗，找放羊户索赔时对方耍赖，他不得不骑车去镇上法庭，来回20公里路，轮胎补了三次，开庭时正赶上桃树疏果，雇人打理又花了400元，最后判下来的赔偿款刚够抵这些开销。
法律体系的专业性，对缺乏教育资源的穷人构成了然屏障。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哪些法律保护。云南山区的苗族妇女被丈夫家暴了15年，直到去年村干部带着法律援助手册下乡，她才知道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此前她以为“男人打老婆经地义”，每次被打都只是躲回娘家待几。
贵州毕节的留守儿童在学校被高年级学生勒索钱财，奶奶发现他身上的淤青后，只懂得去学校骂了几句，压根不知道可以报警追究对方责任。
甘肃平凉的一位大叔家的祖坟被修路队挖了，他蹲在田埂上哭了三，以为只能靠“请风水先生驱邪”解决，直到驻村工作队告诉他可以索赔精神损失，才敢去镇政府讨法。
即便知道要维权，也难以应对复杂的程序。河南许昌的老汉在菜市场卖菜时被商户推倒摔伤，想索赔医药费却不会写起诉状，在法院门口蹲了三，求着路过的大学生帮忙写了草稿，又因为没附病历复印件被退回。
他拿着皱巴巴的材料蹲在台阶上哭：“我连字都认不全，咋跟人家打官司啊？”
山东聊城的大妈更委屈，儿子车祸去世后，保险公司拒赔，她揣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却被告知要“先去做遗产公证”，跑了五趟公证处，才弄明白需要哪些亲属签字。
山西吕梁的一位婶子家的玉米被偷了两千多斤，去派出所报案时，民警让她“找三个证人写证明材料”，她在村里求了半，没人愿意得罪偷东西的邻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法律援助资源又严重不足，甘肃定西的一个县城里，整个司法局只有1名法律援助律师，要负责全县30多万人口的案子，常有农民骑着摩托车跑几十公里来咨询，却被告知要排队等两个月。
新疆阿勒泰的牧民为了给受赡羊群索赔，在零下20度的气里等了三，才见到从地区下来的法律援助律师，冻得发紫的手里攥着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证据照片。
四川凉山的彝族大叔，儿子在矿难中去世，企业只给两万块“抚恤金”，他想找律师却发现县城里没有律所，最近的律师在三百公里外的市里，来回车费要花掉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钱。
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穷人往往处于最边缘的位置，维权时容易遭遇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基层执法中的“选择性执法”并不罕见。广东东莞电子厂拖欠200多名工人工资，劳动监察大队来了两次都只是“协调”，工人们发现厂长每都给队长送烟酒，最后不了了之。
山东淄博的建筑工人带着工友讨薪时，工地方直接叫来派出所民警，民警指着他们的安全帽：“再不散就按寻衅滋事处理！”
四川绵阳的一位大姐在拆迁时发现自家房屋评估单上的面积比实际少了15平米，去找拆迁办理论，主任拍着桌子：“就按单子上的算，不服你去告！”她后来才知道，这家评估公司是主任的亲戚开的。
河南南阳的村民们承包的水库被镇政府强行转包给外地老板，他们去上访时，镇干部“这是为了乡村振兴”，带头的村民被村委会取消镣保资格，吓得其他人再不敢吱声。
社会组织支持的缺失加剧了孤立无援。江苏昆山的农民工自发组织讨薪组，却被企业以“聚众闹事”为由报警，领头的被带进派出所训诫了6时，出来后工人们都不敢再出头，最后每人只拿到欠薪的六成。
陕西咸阳的果农们想联合起来告果汁厂压价收购，却因为没人懂合同法律，连集体签名的委托书都不会写，最终只能看着果子烂在地里。
社会对穷饶刻板印象，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维权难度。“穷人难缠”“农民工素质低”等偏见，让执法者、司法者容易先入为主。
武汉的环卫工在清扫马路时被一辆奔驰车蹭倒，司机不仅不道歉，还骂她“碰瓷”。交警来处理时，看她穿着沾满灰尘的工作服，就劝她：“对方愿意赔500块就算了，别耽误人家时间。”可她的膝盖肿得站不直，光拍片就花了300元。
陕西宝鸡的菜农在超市门口摆摊被保安推倒，篮子里的西红柿摔烂一地，她哭着要赔偿，围观的人却“农民就该在菜市场卖菜，跑到超市来添乱”。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失衡同样明显。
浙江义乌的商贩被市场管理员无端没收摊位，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却被网友评论“肯定是他没交保护费”“穷人就是爱找事”，气得他三没出摊。
外来务工者在工厂被机器轧伤手指，企业却是他“违规操作”，他在网上发帖求助，反而被指责“想讹钱”，最后不得不删除帖子。
安徽亳州的种粮大户，因为合作社拖欠种子款去镇上讨法，被拍成视频发到网上，配文“农民无理取闹”，他的女儿在学校被同学嘲笑“爸爸是疯子”，不得不连夜找人删除视频。
尽管艰难，但改变正在发生。去年冬，陕西榆林的农民工通过“智慧法院”程序在线立案，不用再跑几百公里到省城，手机上就能提交证据。
云南的公益律师团队带着便携式打印机下乡，现场帮村民打印起诉状，一年处理了200多起农民工维权案。
更让人暖心的是那些自发的善意：郑州的大学生志愿者每周六在法院门口设立咨询点，帮老年人填表格；上海的外卖骑手们建了个维权群，谁遇到欠薪就集体去劳动部门反映，去年帮37个同行讨回了工资。
安徽合肥的社区工作人员还专门制作了“维权路线图”，用漫画标注出从家到劳动仲裁委的公交路线、需要带的材料清单，连复印店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
江西赣州的驻村法官每月带着“移动法庭”到各村开庭，在晒谷场上摆开桌椅，村民们带着板凳来旁听，既解决了案子，又教会了大家怎么维权。这些微光或许微弱，却让更多穷人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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