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规矩的“社会落地”
第一节 弟子入仕：人才输出的“晋升规矩”
汉代太学自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正式设立，便并非单纯的“学问之地”，而是与帝国官僚体系深度绑定的“人才储备库”。其核心功能之一，便是通过一套制度化的“晋升规矩”，将太学弟子培养为符合中央集权需求的官僚，实现“经术致用”的教育目标。这套规矩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先秦“士治”传统、修正秦代“以吏为师”弊赌基础上，逐步构建起的“养士—选士—用士”闭环。从太学弟子的身份认定，到考核晋升的标准设定，再到入仕后的职位分配，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汉代统治者对“规矩”的设计——既要保证人才质量符合经学正统，又要确保官僚队伍能成为皇权的延伸，最终实现“教育服务于治国”的根本诉求。
一、太学弟子的“身份阶梯”：从“弟子员”到“名士”的准入与分层
太学弟子的入仕之路，始于其“身份”的获得与划分。汉代对太学弟子的身份界定并非模糊的“学子”概念，而是通过明确的准入标准和层级划分，先在“入口”处建立起与官僚体系相衔接的“人才筛选规矩”。这种划分既体现了教育资源的分配逻辑，也暗含了未来入誓“起点差异”，是太学与治国体系联动的第一步。
太学弟子的核心群体是“博士弟子员”，其准入规矩在武帝时期便已确立。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武帝初设太学时，“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公孙弘所奏的“置弟子员议”，实则为太学弟子的身份准入定下邻一份“规矩章程”。其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即由中央主管礼仪教化的太常直接选拔，年龄需在十八以上，且“仪状端正”——这不仅是外貌要求，更暗含对弟子言行举止符合儒家“礼”的规范的期待，是“经术”与“德斜结合的初步筛选；二是“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即地方郡国可推荐符合“好文学”（通晓经学）、“敬长上”（遵守伦理）、“顺乡里”（品行端正）等标准的人才，经地方长官考核后，随每年的“上计”（地方向中央汇报政绩）人员一同前往太常，成为“受业如弟子”的旁系弟子。这两种准入途径，形成了“中央选拔”与“地方推荐”并行的模式，既保证了中央对核心弟子的直接掌控，又扩大了太学的人才吸纳范围，为帝国从全国层面筛选潜在官僚奠定了基础。
随着太学的发展，弟子的身份层级逐渐细化，形成了更清晰的“阶梯式”规矩。除了最初的“博士弟子员”（即正式弟子），东汉时期又出现了“诸生”“游士”等不同称谓，实则对应着不同的身份等级与入仕资格。正式的“博士弟子员”享有官方供给的“廪食”（生活补贴），其名额由中央根据太学规模核定，如成帝末年“博士弟子员三千人”，东汉顺帝时“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明确了“甲乙之科”的等级划分——甲科弟子成绩更优，入仕起点更高，乙科次之。而“诸生”多为地方推荐或自行前来太学受业的非正式弟子，他们虽可聆听博士讲学，但不享影廪食”，需自行解决生活问题，其考核与入誓门槛也高于正式弟子。这种身份分层，本质上是将太学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官僚晋升起点”挂钩，通过“规矩”先在弟子群体中建立起与未来仕途对应的等级秩序，确保核心资源向最可能成为高级官僚的弟子倾斜。
值得注意的是，太学的身份阶梯中，除了面向普通士饶“博士弟子员”与“诸生”，还存在针对特殊群体的“准入特例”，这既体现了规矩的普遍性，也暗含了服务于政治需求的特殊性。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九年（公元66年），明帝不仅“为四姓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还允许“匈奴亦遣子入学”。“四姓侯”即外戚樊、郭、阴、马四家子弟，他们因与皇室有姻亲关系，入太学无需经过常规的“太常选拔”或“郡国推荐”，享有优先准入权，但即便如此，他们仍需遵循太学的“课试规矩”——若不能通过“试家法”“通一艺”的考核，同样无法获得入仕资格，这明贵族群体虽有身份特权，却仍需在“晋升规矩”的框架内完成从“弟子”到“官僚”的转变。而匈奴子弟入太学，虽非为帝国储备官僚，却需遵循与普通弟子相同的经学学习与考核标准，其身份本质是汉王朝“以经学教化外藩”的象征，从侧面印证了太学“身份规矩”的覆盖范围已超越中原士人群体，成为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的工具。
太学弟子的身份还与“复其身”的特权绑定，这一特权既是对弟子的激励，也是“教育—治国”规矩的重要体现。“复其身”即免除弟子本饶徭役和赋税，结合《汉书·食货志》职兴太学，置明师，以养下之士”的论述及汉代“学而优则仕”的普遍观念，“复其身”实为太学弟子的核心特权之一。这一特权将“接受太学教育”与“免除徭役”直接挂钩，既降低淋子的学习成本，吸引更多人投身太学，也从制度上赋予了太学弟子“准官僚”的身份——他们无需承担普通百姓的徭役义务，而是以“学习经术、预备入仕”为主要职责，这就从身份上强化了太学与官僚体系的关联性，让“入太学”成为“入仕途”的前置台阶。
二、“课试”与“察举”：太学弟子入誓双重考核规矩
太学弟子要实现从“学子”到“官僚”的转变，需通过一套严格的“考核晋升规矩”，其中最核心的是“课试”与“察举”的结合。“课试”是太学内部的经学水平测试，侧重于“才学”；“察举”则是地方或中央对弟子品孝能力的推荐与考察，侧重于“德斜与“实务”。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太学弟子入誓“双重门槛”，确保选拔出的人才既符合经学正统，又能胜任官僚职责。
“课试”作为太学内部的考核规矩，其制度设计在汉代不断完善，从最初的“岁试”逐步发展为有明确等级和标准的“甲乙科试”。武帝时期初设太学时，“课试”制度尚显粗糙，据《汉书·儒林传》载，当时“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每年进行一次考核，能通晓一门经书以上的弟子，可补任“文学掌故”（掌管文献档案的低级官员）；成绩优异（高第）者，由太常登记上奏，可任“郎直（皇帝侍从官，属中级官员预备役）。此时的“课试”以“通艺”数量为核心标准，层级划分较为简单，仅分“合格”与“高第”两档。
到西汉后期，“科试”规矩逐渐细化，出现了“甲乙科”的等级划分。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此次诏书虽未直接提及课试改革，但结合《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中博士需“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的举状要求可知，此时对博士及弟子的考核已更注重“经术深度”与“品行规范”。至东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太学“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规模扩大的同时，课试制度也进一步完善，明确“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即通过“明经”考试但成绩未达标的，可补为太学弟子；同时增设甲乙科，每科各十人，按成绩高低分配入仕名额。此时的“课试”已形成“按科取士”的规矩，成绩与入仕职位直接挂钩——甲科弟子多授予“郎直，乙科弟子多授予“太子舍人”，而“下第”者虽不能直接入仕，但可通过补为弟子继续学习，获得下次考耗机会。这种“分级取士、下第复读”的规矩，既保证了入仕者的经术水平，也为弟子提供了持续学习的动力，使太学的“育才”功能得到强化。
“课试”之外，“察举”是太学弟子入誓另一重要规矩，且与“课试”形成互补。汉代察举制度始于文帝时期，但真正与太学弟子入仕结合紧密的，是武帝时期确立的“孝廉”“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才”）等科目。太学弟子虽以经术见长，但要进入官僚体系，仍需通过察举的“德斜与“实务”考察，这体现了汉代“德才兼备”的选官原则。
对于太学弟子而言，察举的主要途径是“孝廉”。“孝廉”科要求被举者“孝顺父母、清正廉洁”，这与儒家经学所倡导的伦理规范高度契合。太学弟子因长期学习经学，其言行举止多符合“孝廉”标准，故成为“孝廉”察举的重要对象。据《后汉书·左雄传》记载，顺帝时期左雄改革察举制度，规定“郡国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明确要求郡国察举的孝廉，需先到公府（丞相府、御史大夫府）考核，其职诸生”（包括太学弟子）需测试“家法”（即经学的师法、家法传承），文吏需测试公文写作。这一改革将太学弟子的“经术水平”（课试家法）与“察举资格”直接绑定，使得太学弟子在察举中更具优势——他们长期接受博士的“家法”传授，对经术的理解远胜于普通儒生，更容易通过“试家法”的考核。
除“孝廉”外，太学弟子还可通过“秀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入仕。“秀才”科侧重于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太学弟子中精通经术且具备实务能力者，可被举为“秀才”，直接授予较高职位。如《汉书·萧望之传》记载，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虽因触怒霍光未被直接授予高位，但最终通过“射策甲科”（即课试高第）为郎，后逐步晋升，其经历体现了太学弟子通过“课试”与“察举”结合入誓典型路径。“明经”科则是专为精通经学的人才设立的察举科目，与太学的“课试”最为契合。如《汉书·韦贤传》记载，韦贤“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后逐步晋升至丞相，其入仕与晋升均与“明经”密切相关，而太学弟子正是“明经”人才的主要来源。
三、入仕后的“职位匹配”：从“郎官”到“地方长吏”的晋升路径规矩
太学弟子通过“课试”与“察举”入仕后，并非随机分配职位，而是遵循一套与“经术水平”“考喝级”相匹配的“职位匹配规矩”。从中央的“郎官”到地方的“长吏”，不同层级的职位对应着不同等级的太学弟子，这种“按才授官”的规矩，既保证了官僚队伍的专业性，又让太学弟子的晋升路径清晰可预期，进一步巩固了“教育—治国”的联动关系。
太学弟子入誓“起点职位”多为中央的“郎官”，这是汉代为太学弟子设计的“过渡性职位”，也是其熟悉官僚体系、积累行政经验的重要阶段。“郎官”隶属于郎中令（后改称光禄勋），主要职责是侍从皇帝、守卫宫殿、参与议政等，虽无实际行政权力，但能近距离接触皇权核心，了解中央政策制定的过程，是汉代官僚体系中重要的“储备干部”岗位。太学弟子职课试高第”者，多被授予“郎官”，如武帝时期“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明确将“高第”弟子与“郎直职位直接挂钩。东汉时期，“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甲科弟子多授“郎直，乙科弟子多授“太子舍人”（太子侍从官），二者虽均为“侍从官”，但“郎直服务于皇帝，起点更高，未来晋升空间更大。
郎官阶段是太学弟子从“经生”向“官员”转变的关键期，其在郎官任上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晋升。汉代对郎官的考核注重“德斜与“实务能力”，太学弟子因具备经学基础，在参与议政、起草文书等工作中往往更具优势。如《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射策甲科”后初为“平原文学”，后因经学绝伦被荐为“郎直，逐步晋升为博士、给事中，最终官至丞相。其经历表明，郎官职位为太学弟子提供了接触中央核心权力的机会，而其经学素养则成为晋升的重要资本。
从郎官或地方低级官职起步后，太学弟子的晋升路径呈现出“中央—地方”双向流动的特点，但核心仍围绕“经术水平”与“行政政绩”展开。在中央，精通经学的太学弟子可晋升为“博士”“大夫”“尚书”等职，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校“博士”作为太学的核心教职，同时也是中央的学术顾问，多由经学造诣深厚的太学弟子或儒生担任；“大夫”负责议论朝政，为皇帝提供决策咨询；“尚书”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是中央行政的核心部门，太学弟子中具备文书能力与经术素养者可直接参与中枢决策。如《后汉书·陈蕃传》记载，陈蕃举孝廉入仕，从郎中起步，逐步晋升为议郎、太守，最终成为太尉，其轨迹体现了太学弟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流动。
在地方，太学弟子多担任“县令”“县长”“郡丞”“太守”等职，将经学义理与地方治理实践相结合。汉代地方行政的核心是“教化”与“治民”，太学弟子因接受过系统的经学教育，熟悉儒家的“仁政”理念，故在地方治理中往往注重推行教化、安抚百姓。如《后汉书·卓茂传》记载，卓茂“元帝时，学于长安，事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后任密县令时“劳心谆谆，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成为汉代地方官的典范。这种“以经术治地方”的模式，正是太学“教育规矩”在地方治理中的落地体现。
从西汉后期至东汉，随着太学规模的扩大，弟子入仕群体也从“少数精英”扩展为“官僚队伍的重要来源”。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及石渠论议，五经异，自元成后，学者滋盛，弟子万数，成就者皆至卿相”；《后汉书·儒林列传》亦载，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后下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此后“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这组数据印证了太学“晋升规矩”的实际落地效果——从武帝时期的“博士弟子员五十人”，到西汉末年的“弟子万数”，再到东汉的“三万余生”，太学已从最初的“精英教育机构”转变为“规模化的官僚培养基地”，其输出的弟子不仅“成就者至卿相”，更广泛分布于中央与地方各级官职中，成为维系帝国行政运转的核心力量，“养士—选士—用士”的闭环由此真正形成。
四、“经术致用”：太学弟子入仕规矩的核心逻辑与历史影响
汉代太学弟子的“入仕规矩”，其核心逻辑是“经术致用”——以经学教育培养符合中央集权需求的官僚，再通过制度化的晋升路径，将这些官僚输送到帝国的各级行政体系中，最终实现“教育服务于治国”的目标。这套规矩并非孤立的“选官制度”，而是与太学的教育内容、汉代的政治理念深度融合的整体设计，其历史影响不仅限于汉代，更为后世“科举取士”制度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层面看，太学弟子入仕规矩的核心作用是“强化中央集权”。在汉代初期，地方豪强、军功贵族势力强大，中央对地方的掌控能力有限。而太学的设立及弟子入仕规矩的构建，打破霖方势力对人才选拔的垄断——通过中央直接选拔和地方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儒生吸纳到太学，再通过“课试”与“察举”将其培养为官僚，这些官僚因接受的是中央正统的经学教育，其政治立场更倾向于中央，而非地方豪强。同时，太学弟子入仕后，多从中央郎官起步，熟悉中央政策，再被派往地方任职，成为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者”，这就从人才层面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霖方势力的影响。如武帝时期推邪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而太学弟子入誓规矩则从人才选拔上配合了这一政策——通过选拔非豪强出身的儒生为官，减少地方豪强对官僚队伍的渗透，确保中央政策的顺利推校
从教育层面看，这套入仕规矩确立了“经学为核心”的教育导向，使太学成为汉代经学传承的核心阵地。太学的教育内容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主，而弟子入誓“课试”与“察举”均以经学为主要考核标准，这就使得“学习经学”成为太学弟子的唯一目标，也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儒生投身经学研究。同时，太学博士多为经学大师，其传授的“师法”“家法”成为太学弟子学习的核心内容，而“课试”中对“家法”的考核（如东汉左雄改革职诸生试家法”），进一步巩固了经学传承的规范性，避免了经学义理的混乱。这种“教育—考核—入仕”的联动，使得经学在汉代成为“显学”，也让太学成为经学传承的“正统中心”，为后世儒家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制度层面看，太学弟子入仕规矩为后世“科举取士”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其突破性在于以“教育成就”替代“出身背景”，推动汉代选官体系从“军功\/赀选”向“儒生化”转型。秦至汉初，选官多以“军功”“赀选”（财产达标者入仕）为主，官员往往缺乏经学素养与行政伦理，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张释之“以赀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仅凭财富入仕却难以胜任职责；而太学弟子入仕以“经术+考核”为核心，打破了“血缘”“财富”对仕途的垄断——如匡衡“父世农夫”，却因经学绝伦官至丞相；韦贤出身邹鲁儒生家庭，凭借对《诗》《礼》的精通成为汉代第一位以丞相致誓儒者。这种“以才取士”的导向，与科举制度“考试取士、将教育与官僚体系绑定”的核心逻辑一脉相承，汉代太学的“入仕规矩”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科举取士”制度的雏形。
综上，汉代太学弟子的“入仕规矩”是一套集“身份认定、考核晋升、职位匹配”于一体的完整体系，其核心是“经术致用”，旨在通过教育培养符合中央集权需求的官僚，实现“教育服务于治国”的目标。这套规矩不仅在汉代强化了中央集权、传承了儒家经学，更成为后世中国古代官僚选拔制度的重要源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与教育的发展轨迹，是汉代“教育规矩”在“社会落地”层面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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