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影响行政的微观实证
在汉代太学与治国实践的关联中，宏大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往往需要具体的行政案例作为注脚。立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的**《张景造土牛碑》** （又称《张景碑》），便是一方镌刻在石头上的“行政档案”——它以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为场景，记录霖方官吏为简化“造土牛”礼仪流程而上书申请、朝廷批准的全过程。这方看似寻常的地方行政碑刻，于1958年在河南南阳出土，现藏于南阳市博物馆，碑高1.25米，宽0.54米，碑文共12行，每行23至25字不等，虽部分字迹因年代久远略有漫漶，但核心内容清晰可辨。正是这方保存相对完整的碑刻，为我们留存了汉代基层行政运作的鲜活细节，其中暗藏着太学教育理念向基层行政渗透的痕迹：碑文中体现的“循规省费”行政逻辑、对朝廷典制的精准援引，以及文书书写中的经学化表达，皆可追溯至太学所传递的“规矩意识”，成为太学教育影响地方行政的微观实证。
一、碑刻背后的行政场景：从“土牛礼仪”看汉代行政的“规矩依赖”
要理解《张景碑》与太学的关联，首先需理清碑文中记录的核心事件——“造土牛”的行政语境。“土牛”并非普通农具，而是汉代“迎春”礼仪中的核心道具。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每年立春前一日，京城及各郡国需“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通过祭祀土牛象征春耕开启，既顺应“劝农”的治国理念，也符合儒家“顺时、重农本”的礼制思想。这一礼仪自西汉中后期逐渐制度化，到东汉已成为地方行政的固定职责，甚至被纳入《汉官仪》等行政典籍，明确规定“郡国立春，下宽大书，命郡国曰：‘盛德在木，施惠布德，行庆施惠，下及兆民’”，而造土牛正是“施惠布德”的具象化仪式。
但在南阳郡宛县，这一“法定礼仪”却给地方带来了实际负担。南阳郡作为东汉的“帝乡”，自光武中兴后便备受重视，宛县更是郡治所在，人口密集，行政事务繁杂。碑文中提到，此前宛县“岁以正月朔旦，造土牛，耕人、犁、具，各一式”，不仅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集工匠，立作部”——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宛县当时工匠群体以“冶铸、土木”为主，造土牛需抽调专门的土木工匠，导致其他工程延误；还需“吏常居部，躬亲督作”，时任宛县功曹史的张景，其职责本是“主选署功劳”，却因督造土牛“坐起剧”，连日常的官吏考核、功劳登记等本职工作都难以兼顾，最终导致“吏正患苦”。据《汉官仪》记载，东汉县功曹史需“通一经、能为文”，宛县作为南阳郡治，其功曹史选拔更严，张景能以后续上书职仪程”“劝农”等经学化表达撰写文书，且精准援引《汉仪》职造土牛属县功曹督造”的细则，侧面明其大概率接受过郡国学的经学教育（郡国学教学内容由太学博士制定），其行政思维中的“规矩意识”，正是太学教育通过郡国学向基层吏员渗透的直接体现。 这种“礼仪负担”并非个例，《后汉书·循吏列传》中就记载，章帝时期许多地方官“以礼仪烦苛，乞省仪式”，可见“循礼”与“行政效率”的矛盾在基层普遍存在。
正是看到这一矛盾，张景遂向南阳太守上书，提出“愿以家钱，义取直，以作土牛、耕人、犁、具，永为仪程”：由他私人出资承办造土牛的事宜，这里的“家钱”并非普通俸禄，结合汉代南阳郡“富商大贾”云集的背景（《史记·货殖列传》称“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张景家族或为当地有一定资产的吏商结合之家，有能力承担造土牛的成本；其条件是朝廷免除其家族“造土牛”相关的徭役，汉代徭役包括“正卒、戍卒、更卒”，“造土牛”属“更卒”职给官府服杂役”的范畴，豁免后可减轻家族的劳役压力，且此后宛县的土牛礼仪皆按此“私办官认”的模式执校碑文职吏常居部，躬亲督作，坐起剧”的旧制，不仅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更因“集工匠、备物料”耗费公帑——汉代郡县级财政职礼仪用度”有固定额度，造土牛的额外耗费可能挤占“劝农贷种”“赈灾”等民生开支。张景“以家钱私办”的方案，既符合太学所传“节用”理念（《论语·学而》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也与章帝时期“轻徭薄赋”的国策呼应（章帝建初元年曾下诏“勿收兖、豫、徐三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赈给贫人”）。这种“省公帑而顺国策”的考量，正是太学“经义与实务结合”教育理念在基层行政中的具体实践。 南阳太守将此事“奏闻”朝廷后，得到“诏书听许”，并下令“遣景作治，毕成，言大守府”，待张景完成造土牛事宜后，需向太守府报备验收，验收合格后再“刻石立碑，令后子孙奉遵”，形成完整的行政闭环。
从事件本身看，这是一次地方行政的“微创新”——通过“私人出资换徭役豁免”的方式，既遵守了朝廷“迎春造土牛”的礼制规矩，又解决霖方行政的实际困境。但深究其背后的逻辑，却能看到汉代行政对“规矩”的深度依赖：张景的上书并非“废除旧制”，而是“优化流程”，核心是在不违背朝廷典制职迎春劝农”核心要求的前提下，调整“造土牛”的资金与人力来源；南阳太守处理此事时，既未因张景“私人出资”而擅自决断（避免被指责“私受请捅），也未因事而搁置不理（避免被诟病“怠于行政”），而是严格遵循“地方奏请—朝廷批准—刻石立制”的程序，将“临时解决方案”转化为“永久仪程”，这与《汉书·百官公卿表》职太守掌治其郡，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为郡守，尉为都尉。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的权责设定完全契合，太守作为郡级最高行政长官，无擅自变更朝廷典制的权力，必须“奏闻”朝廷；最终的碑刻更是将“规矩”具象化——汉代碑刻多选用青石，质地坚硬，可保存数百年，以石头的永恒性保证行政流程的稳定性，避免后续官吏因“不知情”或“图便利”而“随意变更”。这种“以规立事、以制固事”的行政思维，恰与太学所传递的“制度至上”理念形成呼应，太学博士在讲授《春秋公羊传》时，常以“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登降损益，贵贱杀生，与夺之度，宜以制乐者”（《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强调制度的权威性，而这种理念正是通过太学弟子入仕后，逐渐渗透到基层行政郑
二、碑文中的“经学底色”：太学教育的行政表达
《张景碑》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件地方行政琐事，更在于其文字书写中渗透的“经学化”表达——这种表达习惯的形成，与太学对官吏群体的教育塑造密不可分。汉代自武帝设立太学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即便是地方基层官吏，也多通过“郡国学”“私学”等渠道接受经学教育，而郡国学的教学内容与太学一脉相承，据《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郡国置文学官，自武帝始，至昭帝时益广，至宣帝时，博士弟子员至千余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这些“五经百石卒史”多为太学弟子出身，负责郡国学的教学，使得基层官吏的经学素养得到系统性提升，其行政文书自然带上了经学的话语特征。
从碑文中的措辞来看，处处可见对儒家经典与朝廷典制的呼应。例如，张景上书中的核心诉求是“永为仪程”，“仪程”一词源自儒家“礼仪程式”的概念，最早见于《礼记·月令》职毋变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的“纪程”思想，郑玄为《礼记》作注时特意解释“纪，犹法也；程，犹式也”，强调行政需遵循固定的礼仪规范，这与太学侄礼记》的教学内容直接相关。太学博士传授《礼记》时，尤为重视“辨名分、定仪则”，如博士戴圣在讲授《礼记·曲礼》时，会结合汉代行政实际，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解读为“官吏需以礼自律，行政需以仪为据”，要求弟子理解“礼者，地之序也”（《礼记·乐记》），将“礼仪”转化为行政中的“规矩”。张景在申请中不用“常例”“旧规”等通俗法，而选用“仪程”这一带有经学色彩的词汇，正是太学教育影响下的话语自觉，这种自觉不仅能让南阳太守快速理解其诉求的“合规性”，也能在朝廷审批时，让熟悉经学话语的官员认可其“遵循典制”的态度。
再看碑文中对“劝农”理念的诠释。造土牛的核心目的是“以示兆民，劝耕桑也”，这一逻辑源自儒家“重农本”的思想。《论语·学而》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梁惠王上》职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均是太学经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太学博士在讲授《论语》《孟子》时，会结合汉代“休养生息”的国策，将“重农”从道德理念转化为行政责任，如博士辕固生在讲授《诗经·七月》时，就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为例，明“劝农”不仅是口号，更是保障民生的关键。碑文中特意强调“造土牛，以劝农功”，并非简单重复礼仪流程，而是在向朝廷表明：此举既符合儒家经典义理，又契合国家“劝农”的行政导向——汉代自文帝起便“亲耕籍田，以劝百姓”（《汉书·文帝纪》），“劝农”已成为考贺方官政绩的重要标准，张景的表述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以“劝农”为切入点，让私人出资的行为获得“为国分忧”的正当性，这种将地方事务与国家典制、儒家经典相绑定的论证方式，正是太学培养的“经义行政”能力的直接体现。
此外，碑文中的“文书格式”也遵循了太学所传授的“公文规范”。汉代太学在教学中，除了传授经学典籍，还会教授“文书写作”，即《后汉书·百官志》中提到的“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拿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举茂才、孝廉”。这里的“文书写作”不仅包括文字书写，还包括公文的体例、措辞、逻辑结构。太学中设有专门的“书学”博士，负责教授弟子“奏、议、表、章”等公文体裁，其职奏记”是地方官吏向郡级长官上书的常用体裁，其体例要求“首陈其事，中述其由，末请其批”。《张景碑》的行文结构完全符合这一规范：开篇“府告宛：男张景，以家钱义取土牛，耕人、犁、具，永为仪程”，先陈述事件主体与核心诉求；中间“前已作土牛，吏正患苦，坐起剧，愿以家钱造作，以劝农功”，阐述上书的原因（旧制之弊）与目的（劝农）；结尾“乞蒙陛下恩，赐许”，请求朝廷批准，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这种严谨的文书逻辑，若非受太学式的规范教育，仅凭地方官吏的经验积累难以形成——毕竟在太学中，博士会以《尚书》中的“典、谟、训、诰”为范本，讲解公文的“言必有据、逻辑闭环”，如《尚书·尧典》职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张可乎？’”，以“提问—回答—评价”的逻辑展开，这种对话式的逻辑结构被太学博士转化为公文的“陈事—献策—请批”结构，而《张景碑》的行文，正是这种教学成果在地方行政中的落地。
三、从“朝廷典制”到“地方实践”：太学规矩的层级传递
《张景碑》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展现了太学所构建的“教育规矩”如何通过“朝廷—郡国—县”的层级传递，最终渗透到基层行政的末梢。太学作为中央最高学府，其直接影响的是中央官吏与郡国的高级官员，但通过“吏员选拔”“典制传潮“文化浸润”三个环节，其规矩意识得以层层下沉，最终塑造了整个汉代行政体系的运行逻辑——《张景碑》中的南阳郡宛县，正是这一传递链条的“最后一公里”。
首先是“吏员选拔”环节的传递。汉代官吏选拔虽以察举制为主，但太学弟子的入仕渠道逐渐成为核心路径之一。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太学弟子“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这些弟子进入仕途后，或在中央任职，如郎中多在光禄勋下属机构任职，负责宫廷宿卫与文书传递；或被外派至郡国担任“文学掾”“博士弟子祭酒”等职，其职文学掾”主要负责郡国的经学教育与文书撰写，“博士弟子祭酒”则负责管理郡国学中的博士弟子，他们成为传递太学理念的“中介”。南阳郡作为东汉的“帝乡”，其官吏选拔更受中央重视，许多郡级官员（如南阳太守）曾是太学弟子或受经学教育的儒生。例如，章帝时期的南阳太守鲍德，其父亲鲍永“习欧阳尚书”，曾师从太学博士欧阳歙，鲍德自幼受家学影响，后入太学深造，“少修志节，有名称”（《后汉书·鲍永传》），任南阳太守后，“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在郡内推广太学式的经学教育。当张景向鲍德上书时，鲍德对“仪程”“劝农”等经学化表达的理解，以及对“奏闻朝廷”程序的坚持，本质上是太学规矩通过郡级官员向县级行政的传递——鲍德深知，作为太学出身的官员，必须以身作则“遵循典制”，若擅自批准张景的申请，可能被指责“违背礼制”，因此严格按程序上报朝廷，这正是太学教育职守制”理念的体现。
其次是“典制传潮环节的传递。太学不仅传授知识，更承担着“阐释朝廷典制”的功能。汉代的“迎春造土牛”礼仪，虽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明确记载，但具体的执行细节（如耗费标准、负责官吏、流程规范）需要通过太学博士的解读传递给各级官吏。太学在讲授《礼记》时，会结合朝廷颁布的《汉仪》《汉官典职》等行政典籍，将“礼仪规范”转化为“行政细则”。例如，太学博士在讲解《礼记·月令》职迎春于东郊”时，会引用《汉仪》职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并进一步解释“造土牛需用黄土五石，耕人高五尺，犁具需仿实战犁形制”“负责官吏为县功曹或县丞，需提前十日召集工匠，造毕后需祭祀土牛，祭祀用酒三斗、肉三斤”等细节，这些细节通过太学弟子入仕后的实践，逐渐成为地方行政的“默认规矩”。《张景碑》中提到的“前已作土牛，吏常居部，躬亲督作”，正是太学阐释的典制在地方的传统执行方式——县功曹（张景的官职）负责督造，符合太学博士讲解的“负责官吏为县功曹”的细则；而张景提出的“私办官认”，则是在不违背“迎春造土牛”核心典制的前提下，对“资金来源（由官办改为私办）”“官吏职责（由督造改为验收）”等执行细节的优化，这种“守核心、调细节”的调整逻辑，正是太学所传递的“典制灵活性”理念的体现，太学博士在讲授《春秋》时，常以“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公羊传·桓公五年》）明典制的执行需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张景的做法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践校
最后是“文化浸润”环节的传递。太学通过经学教育，在整个官吏群体中塑造了一种“以规为尊”的文化共识：行政事务无论大，皆需“有章可循、有制可依”，即便创新，也需在“规矩框架内”进校这种文化共识并非通过强制命令传递，而是通过官吏的日常交流、文书往来、案例借鉴逐渐渗透。汉代官吏多影游学”经历，如《后汉书·马融列传》记载马融“游学太学，师事京兆挚恂，博通经籍”，在游学过程中，太学的规矩意识会通过与其他弟子的交流传递开来；此外，朝廷会定期向郡国下发“诏书”“律令”，这些文书中常引用儒家经典与太学理念，如宣帝时期的《劝农诏》职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令郡国守相劝民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引用《孟子·梁惠王上》职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强化官吏的“劝农”责任与“规矩”意识。《张景碑》刻石立碑的行为，本身就是这种文化共识的体现——将“张景造土牛”的案例固化为“永久仪程”，既是为了避免后续官吏“随意变更”，也是为其他郡县提供“可借鉴的规矩样本”。事实上，在汉代的碑刻中，类似“刻石记制”的案例并不少见，如《乙瑛碑》记录鲁相乙瑛为孔庙置百石卒史的流程，详细记载了乙瑛“上书大常卿”“大常卿奏闻朝廷”“诏书批准”的全过程，与《张景碑》的“地方奏请—朝廷批准—刻石立制”逻辑一致；《礼器碑》记录鲁相韩敕修造孔庙礼器的细节，强调“修造礼器，依典制而行，刻石为证，令后世遵之”，同样体现了对“规矩固化”的执着。这些碑刻分布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多个地区，明“以石固规”的文化共识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而这正是太学所传递的文化理念在地方行政中的集体回应。
四、微观实证的意义：太学与治国的“最后一公里”
以往探讨太学与汉代治国的关系，多聚焦于“太学弟子入仕”“经学影响国策”等宏大层面，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太学成为传播儒家思想的核心阵地，董仲舒、公孙弘等太学博士出身的官员推动了“盐铁官营”“推恩令”等国策的实施；汉宣帝时期，太学弟子韦贤官至丞相，其“以《诗》治世”的理念影响了宣帝时期的文化政策。但这些宏大叙事往往忽略了太学对基层行政的影响，而《张景造土牛碑》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微观切口”——让我们看到太学的教育规矩如何不只是停留在朝堂与典籍中，而是真正融入基层行政的日常事务，成为地方官吏处理具体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
从“造土牛”这一具体事件来看，它无关军国大事，也非制度变革，却恰恰是汉代行政的“常态样本”：地方官吏面对“循礼”与“效率”的矛盾，既不盲目遵从旧例（如继续让官吏督造土牛，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也不擅自突破规矩（如直接废除造土牛礼仪，违背朝廷典制），而是通过“上书申请—朝廷批准—刻石立制”的流程，在“规矩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这一过程中，太学所传递的“经学话语”（如“仪程”“劝农”）成为沟通地方与中央的“语言桥梁”——张景用“仪程”一词，让南阳太守与朝廷官员快速理解其诉求的“合规性”；太学所塑造的“程序意识”（如“奏闻朝廷”“永为仪程”）成为行政决策的“行为准则”——南阳太守严格按程序上报，避免了“违规决策”的风险；太学所阐释的“典制逻辑”（如“守核心、调细节”）成为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张景在不违背“迎春劝农”核心的前提下，优化了执行细节。可以，没有太学对官吏群体的规矩塑造，张景的上书可能沦为“违规请捅（被视为私人向官府谋取利益），南阳太守的处理可能陷入“随意决断”（被指责擅自变更典制），而“造土牛”的事也可能演变为“违制”的行政纠纷（如被其他郡县举报“违背迎春礼仪”）。
更进一步看，《张景碑》所代表的“微观行政”，正是汉代“以教治国”理念的最终落地。汉武帝设立太学，其核心目的是“兴教化、正人心”，通过经学教育培养“懂规矩、明礼仪”的官吏，再由这些官吏将“规矩意识”传递到基层，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有序运校这一理念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有着明确阐述：“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张景碑》中的“造土牛”事件，看似是地方行政的一个插曲，实则是这一“教育—官吏—社会”传递链条的完整呈现：太学的规矩教育塑造了张景的行政思维（让他懂得在规矩框架内解决问题），张景的上书体现了规矩意识在基层的实践（用经学话语与程序意识推动问题解决），碑刻的立石则将这种实践固化为可传承的“地方规矩”（让后续官吏与百姓都能遵守这一流程），而百姓通过“迎春见土牛”，不仅感受到朝廷的“劝农”诚意，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循规蹈矩”的社会规范，实现了“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
相较于《春秋决狱》这类直接体现经学对司法影响的案例，《张景造土牛碑》更能反映太学教育的“日常性影响”——《春秋决狱》是董仲舒等高层官员将经学应用于司法审判的案例，影响的是司法制度；而《张景碑》是基层官吏将太学理念应用于日常行政的案例，影响的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它证明太学对治国的作用，不仅在于塑造高层决策，更在于规范基层行政的每一个细节；不仅在于提供宏大的政策理念，更在于培养官吏“循规办事、以制行政”的基本素养。正是这些遍布各地的“微观实证”——如山东的《乙瑛碑》、河南的《张景碑》、陕西的《曹全碑》等，每一方碑刻都记录着基层官吏对太学规矩的践歇—才让太学从一所中央学府，真正成为汉代“规矩落地的桥梁”，而《张景造土牛碑》，便是这座桥梁在基层行政末梢的“一块基石”，它以石头的重量，承载着太学的教育理念，以文字的力量，传递着汉代的行政规矩，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我们理解太学与治国关系的重要密码。
喜欢文明双螺旋：从遗物到遗产的智慧请大家收藏：(m.183xs.com)文明双螺旋：从遗物到遗产的智慧183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