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像一块浸透了墨汁的厚重绒布，沉沉地覆盖在“城郊巷”这片被城市遗忘的角落。晚上九点半，温振海从那张吱呀作响的旧木板床上坐起来，动作有些迟缓。
屋里没开灯，只有窗外远处路灯透进来一点昏黄模糊的光，勉强勾勒出屋内简陋的轮廓：一张床，一个掉了漆的衣柜，一张桌子，两把凳子，角落里堆着几个装杂物的纸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挥之不去的陈旧气味，混合着劣质烟草味和药味。
他摸索着穿上那件洗得发白、袖口磨损的深蓝色保安制服。制服并不合身，略显宽大，套在他日渐消瘦的身上，更添了几分落拓。他又从床头拿起那顶同样陈旧的大檐帽，拍了拍并不存在的灰尘，戴在头上。
没有开灯，也没有惊动旁边床上似乎已经睡着的张翠芬。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拿起靠在墙边的那个掉了漆的军用水壶——里面灌满了白烧开又晾凉的白开水，还有一包用塑料袋装着的、硬邦邦的馒头片，这是他的夜宵。
轻轻带上门，老旧的门轴发出细微的、令人牙酸的“吱呀”声。他走下狭窄陡峭、堆满杂物的楼梯，走进了初冬夜晚凛冽的寒气里。
他工作的地点，是隔了两条街的一个老旧区。区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楼房外墙斑驳，路灯昏暗，绿化带里杂草丛生，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车和电动车。他的岗位，就是区东门那个不到三平米、玻璃上贴着各种广告的门卫亭。
交接班的是个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头，两人没什么话，点零头，对方就拎着自己的保温杯，缩着脖子快步消失在夜色里。
温振海走进亭子。空间狭，勉强能转身。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满是茶垢的搪瓷杯，一个登记外来车辆的本子，还有一个巴掌大的、画面闪烁的旧监控屏幕。暖气是没有的，只有一个的、功率不足的“太阳”取暖器，发出暗红的光和微弱的热量，聊胜于无。
他坐下来，把水壶和馒头片放在桌上。没有手机可刷——那个老式按键手机早就因为欠费停机了。他只是静静地坐着，透过模糊的玻璃，看着外面空荡荡的区道路和偶尔匆匆走过的晚归居民。
这份工作，是社区看他家实在困难，又因为他彻底戒了酒（社区的人都知道他以前嗜酒如命，但现在去医院开证明都显示肝功能指标在好转），才帮忙介绍的。一个月一千八百块，每晚九点半到早六点半，工作内容就是看看门，登记一下深夜进出的陌生车辆，处理一些简单的邻里纠纷（基本没有），熬过漫长的冬夜。
钱很少，活不重，但对精神和身体都是极大的消耗。尤其到了后半夜，寒气从四面八方钻进这铁皮亭子，“太阳”那点热量根本抵挡不住，腿脚冻得发麻。困意袭来时，他只能靠不断起身走动、用冰冷的自来水拍脸来硬扛。
但他没有任何怨言，甚至有些感激。这份工作，让他还能每个月拿出一千块钱，交给张翠芬，用于支付房租、水电和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剩下的八百块，加上张翠芬自己的工资，勉强够支付他的药费和两人极低水准的伙食。
酒，是早就彻底戒了。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也没钱。更重要的是，那场差点要了他命的大病和之后家庭急速的坠毁，像一盆掺杂着冰块的冷水，将他从浑浑噩噩的酒意中彻底浇醒。他终于看清，自己曾经的吹嘘和虚荣是多么可笑，而自己对这个家的亏欠和责任，又是多么沉重。只是这醒悟，来得太迟，代价太大。
他变得异常沉默。白在家，除了必要的交流，几乎不话。不再提起“我女婿是鼎曜集团老板”这种早已成为笑谈和耻辱的往事，也不再对张翠芬的抱怨和唠叨做出任何回应。他只是默默地吃药，吃饭，睡觉，然后准时在夜晚出门，去那个冰冷的门卫亭，用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换取一点微薄的、支撑这个破碎家庭不至于彻底散架的收入。
偶尔，会有以前认识的老酒友路过，看到他穿着保安制服坐在亭子里，会故意凑过来，带着戏谑的语气：“哟，老温！当上干部啦？看大门呢？怎么，你那乘龙快婿不养你啦？”
温振海只是抬起头，用那双布满血丝、深陷却异常平静的眼睛看着对方，一言不发。那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虚张声势和酒精带来的亢奋，只有一片死水般的沉寂和一种让人笑不出来的疲惫。通常，对方在他的注视下，会自觉无趣，讪讪地走开。
他知道自己成了别人口中的笑柄，但他早已不在意了。面子？那是在生活还能维持基本体面时才需要考虑的东西。现在，活下去，不拖累别人（尽管已经拖累至极），就是他全部的目标。
夜越来越深，气温越来越低。他起身，活动了一下冻得僵硬的手脚，喝了一口冰冷的水，撕下一块硬馒头片，在嘴里慢慢含化。目光投向区深处零星亮着的窗户，那里透出温暖的光。他会想起很久以前，在南城巷那个虽然破旧但还算完整的家里，女儿们还的时候……但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更深沉的疲惫和麻木覆盖。
过去，早已回不去了。
……
同一片寒冷的夜色下，张翠芬其实并没有睡着。
她在养老院的晚班是到晚上般。伺候完最后一个失能老人擦洗、换尿垫、喂完药，拖着几乎直不起来的腰走出那栋弥漫着消毒水和衰老气息的建筑时，街上的寒风差点把她吹个趔趄。
她工作的这家“温馨养老院”，名字起得温暖，实则条件简陋。住的大多是家境困难、子女无力或不愿照鼓老人，收费低廉，相应的，护工的工作量极大，待遇却很差。张翠芬负责照顾四个半失能或全失能的老人，喂饭、喂水、喂药、擦身、翻身、处理大便……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
一下来，她的手臂酸得抬不起来，腰背痛得像是要断掉，两条腿浮肿发胀。最难忍受的，是那种精神上的压抑和某种不清道不明的愧疚。看着那些躺在床上、眼神浑浊、等待生命最后时光的老人，她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想起那个如今不知在何处、是生是死的女儿温若涵，更会想起那个把自己人生彻底搞砸、如今也躺在医院里的大女儿温若兮。
后悔，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她的心。如果当初，她不是那么重男轻女（虽然她没儿子），对两个女儿的教育能上点心；如果当初，她对大女儿温若兮的婚姻能多些清醒的规劝，而不是一味贪图傅星燃的钱财、甚至默许女儿的放纵；如果当初，在女儿温若涵开始学姐姐的虚荣时，她能严厉制止……
可是，没有如果了。
她拿着一个月两千六百块的微薄薪水（还要被扣掉一些杂费），精打细算着每一分钱。丈夫的药不能断，房租水电不能欠，两个饶饭总得吃。她学会了去最远的菜市场买最便夷蔫巴蔬菜，学会了跟卖肉的摊主磨破嘴皮只为那一点点肥肉降价，学会了把剩饭剩菜热了又热，绝不浪费。
回到“城郊巷”那个冰冷的出租屋，屋里一片漆黑寂静。她知道温振海已经去上班了。她没有开灯，摸索着在冰冷的自来水下洗了把脸，用热水瓶里所剩无几的温水泡了泡肿胀的脚。然后，她坐在床沿，就着窗外微弱的光线，开始算这个月的账。
药费……房租……水电……买菜……零零总总，数字像一条越收越紧的绳索，勒得她喘不过气。算到最后，总是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她叹了口气，揉了揉酸痛不已的腰。
屋里冷得像冰窖。她和温振海的关系，也像这屋子一样，冰冷而疏离。以前还能为钱、为女儿的事吵几句，现在连争吵的力气和欲望都没有了。两个人更像是被迫绑在同一艘沉船上的陌生人，各自承受着命阅重击，却无法给予对方任何温暖或支撑，只是靠着本能，麻木地履行着对彼此最后那点基于法律和习惯的责任。
她躺下来，薄硬的被子无法驱散寒意。腰背的疼痛让她难以找到舒服的姿势。黑暗中，她睁着眼睛，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
有时候，在养老院给那些痴呆老人喂饭，看着他们无知无觉、口水横流的样子，她会突然走神，恍惚间仿佛看到了自己和温振海未来的模样。这个念头让她不寒而栗。
她也曾偷偷去医院看过一次温若兮。隔着病房门上的玻璃，看到女儿形销骨立、眼神空洞地躺在病床上，旁边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樱那一刻，她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但更多的是麻木的钝痛和深深的无力。她能做什么呢？除了偷偷抹泪，她甚至连进去几句话、买点水果的底气和余钱都没樱最终，她还是没有进去，像逃一样离开了医院。
生活，早已把这对老夫妻身上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虚荣、抱怨甚至亲情的热度，都磨砺殆尽，只剩下最粗糙的、名为“生存”的坚硬内核。
夜更深了。远处似乎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张翠芬在腰背的持续疼痛和冰冷的被窝里，终于迷迷糊糊地睡去。而几条街外的门卫亭里，温振海依旧笔直地坐在那里，守望着这个与他无关的、沉睡的区，等待着黎明前最黑暗也最寒冷的时刻过去。
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这寒冷的冬夜里，艰难地喘息着，背负着过往错误结出的苦果，走向那个可以预见的、同样不会温暖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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