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协同治理，是基层治理突破地域壁垒、整合分散资源、化解跨区域矛盾的关键抓手。当代基层治理中，跨村、跨乡镇乃至跨县域的协作需求日益凸显，水利分配、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应急处置等诸多事务，单靠单个村社或乡镇难以独立推进，而现存跨域治理机制不完善、统筹协调乏力、责任划分模糊等问题，常导致协作不畅、矛盾频发，制约治理效能提升。回望唐代乡里治理，虽处于农耕文明语境下，却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跨域协同治理模式，以乡级主导为核心、邻里互助为基础、规则共建为保障，高效化解了跨村落的治理难题，其治理逻辑与实践经验，经适配当代治理场景转化运用，已在多地基层跨村联动中落地见效，为破解当代跨域治理困境提供了鲜活的历史镜鉴与实践指引。
一、唐代跨域协同治理的生成语境与核心逻辑
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鼎盛时期，农业生产是国家存续的根基，而农耕发展高度依赖水利灌溉、耕地协作等跨村落资源调配，同时，自然灾害应对、社会治安维护等事务也需突破村落边界形成合力，这构成了唐代跨域协同治理的核心生成语境。彼时，村落多以宗族聚居为主要形态，单个村落的资源承载力、应急应对能力有限，一旦遭遇水利纷争、灾荒侵袭等跨域问题，仅凭村落自身力量难以化解，极易引发邻里失和、秩序动荡，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与基层稳定。在此背景下，唐代以“县—乡—里—村”四级治理架构为依托，构建起以乡级为统筹核心、里村为执行单元、邻里为协作基础的跨域协同治理体系，形成了“需求导向、乡级统筹、规则共建、责任共担、互助共赢”的核心治理逻辑，既贴合农耕社会的乡土特质，又精准匹配了跨域治理的现实需求。
从治理主体来看，唐代明确了乡级在跨域协同中的主导地位，成为破解跨村落治理难题的关键枢纽。唐代乡官（初期为乡长，贞观后废乡长，由里正统筹乡级核心事务，村正辅助落实村落层面事务）虽非朝廷正式官僚，却由县令选拔任命，兼具“熟晓乡情、威望充足”的乡土属性与“承接县府指令、统筹乡里事务”的治理权限，上能对接县级资源调配、政策指导，下能联动各村落实具体举措，是连接县府与村落、协调跨村事务的核心纽带。面对跨村治理问题时，乡官无需等待县级指令主动介入，可直接牵头召集涉事村落的里长、村长及乡内德高望重的乡绅、宗族长老议事，凭借自身威望与治理权限协调各方诉求，制定协同方案，避免隶个村落协商的无序性与县级介入的滞后性。而里长、村长作为村落层面的治理主体，承担着传达诉求、落实协同方案、组织村民参与的职责，既是跨域协同的执行者，也是村落利益的代言人，确保协同举措既符合整体利益，又兼顾村落实际；乡绅、宗族长老则凭借自身公信力参与议事调解，化解村落间的利益分歧，助力协同方案达成共识，形成“乡官主导、村社联动、乡绅助力”的多元协同主体格局。
从治理纽带来看，唐代跨域协同以“共同利益”为核心联结，兼顾“乡情伦理”的情感维系，让协作具备然的凝聚力。农耕社会中，村落间的共同利益高度集中，水利灌溉关乎各村粮食收成，生态管护影响周边生计环境，应急互助关系着各村抵御灾害的能力，这些共同利益让村落间具备协作的内在动力，也成为跨域协同的然纽带。唐代乡官在推进跨域协同时，始终以维护各村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无论是水利分配、耕地协作，还是应急互助，均围绕“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民生秩序”这一核心目标推进，确保协同举措能让各村受益，减少协作阻力。同时，唐代乡里社会依托宗族血缘、邻里往来形成了深厚的乡情伦理，村落间多有通婚联姻、日常互助的往来，邻里和睦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情感纽带让村落间在协商协作时更易达成包容互谅，减少利益纷争的尖锐性，即便出现矛盾，也能在乡情伦理的约束下通过协商化解，为跨域协同提供了情感支撑。
从治理保障来看，唐代以“规则共建、责任共担”为核心构建协同保障机制，确保跨域协作长效落地。面对跨村治理难题，唐代并非依靠强制指令推行协作，而是由乡官牵头，结合涉事村落的实际需求、资源禀赋，组织各方共同商议制定协同规则，明确资源分配标准、责任划分细则、违约处置办法等核心内容，让规则贴合实际、得到各方认可，从源头减少执行阻力。规则制定后，乡官会监督各村严格落实，明确各村在协作中的具体责任，无论是水利设施管护、生态环境治理，还是应急互助支援，均实邪按需分工、责任到户”，确保事事有人管、人人有责任。同时，依托县府赋予的问责权限，对拒不配合、违反规则的村落或个人予以惩戒，轻则劝导教育、责令整改，重则上报县府处以罚粮、罚役等处罚，以刚性约束保障规则落地。此外，唐代还注重以“互助共赢”强化协同黏性，跨域协作中既强调责任共担，也注重资源互补、利益共享，让各村在协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受益，形成“协作越深入、收益越显着”的良性循环，推动跨域协同从“被动执斜转向“主动参与”。
从治理范围来看，唐代跨域协同覆盖水利共治、耕地协作、应急互助、治安联防等多个领域，形成全方位的跨村联动格局。其中，水利共治是唐代跨域协同最核心、最成熟的领域，因农耕生产对水利的高度依赖，跨村灌渠、河流的治理与用水分配成为乡级治理的重点事务，形成了一套从规划建设、用水调度到管护维修的完整协同机制；耕地协作多出现于土地相连的村落间，针对地块零散、耕种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跨村耕地整合、劳动力互助等方式提升耕种效益；应急互助聚焦旱涝、蝗灾等自然灾害应对，构建“受灾村求助、未受灾村支援、乡级统筹调度”的联动模式，助力快速恢复生产生活；治安联防则围绕村落治安维护，跨村组建巡逻队，互通治安信息，合力打击盗窃、匪患等违法活动，保障乡里安宁。多领域的跨域协同实践，让唐代乡里形成了“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治理氛围，有效破解隶个村落治理能力不足的难题，夯实了基层稳定根基。
二、唐代跨域协同的典型实践场景与治理细节
唐代跨域协同治理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典型场景，涵盖水利、应急、耕地、治安等多个领域，每个场景均具备清晰的治理流程、具体的实践举措与鲜明的治理特色，完整呈现了唐代跨域协同的治理智慧，也为当代跨域治理提供了具体的经验参照。
（一）水利共治：规则化调配与常态化管护的协同实践
水利是农耕文明的“命脉”，唐代黄河中下游、江南水乡等农业发达地区，跨村共用灌渠、河流的情况极为普遍，用水分配与设施管护的协同治理，成为唐代跨域协同的核心实践场景，形成了“精准调癣规则共建、分时配水、共担管护”的成熟模式，有效化解了用水纷争，保障了农业生产稳定。
武则垂拱年间，河南道滑州某乡（今河南滑县周边）辖下五村（李村、张村、王村、刘村、陈村）共用一条引卫河灌渠，该灌渠全长十余里，自西向东贯穿五村，灌溉耕地近两千亩。起初，因无统一用水规则，每逢春灌、夏灌旺季，上游村落常截留水源优先灌溉自家耕地，导致下游村落水量不足，作物减产，五村间多次爆发争执，甚至出现砸毁渠堤、堵截水流的冲突，不仅影响粮食收成，更破坏了邻里关系。时任乡官王忠得知后，并未简单斥责上游村落，而是先开展为期十日的实地调研：逐一丈量五村灌溉耕地面积，记录各村种植作物品类（李村、张村以麦、棉花为主，王村、刘村、陈村以玉米、高粱为主），核算不同作物的需水量；勘测灌渠流量、沿途渗漏情况，掌握实际可调配水量；走访各村农户、村干部，倾听各方用水诉求与矛盾焦点。调研结束后，王忠牵头召集五村村长、宗族长老及农户代表，在乡级议事点召开协同议事会，逐一通报调研数据，引导各方摒弃“各自为战”的思维，聚焦“共同保收”的核心目标商议协同方案。
经过多轮协商，最终达成共识，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水利共治规则：一是按“耕地面积+作物需水”定配水量，根据调研数据，核算出五村每亩耕地的基础配水量，麦、棉花等需水作物每亩配水量较玉米、高粱提高20%，确保各村作物灌溉需求得到满足；二是实邪分时轮灌”制度，春灌、夏灌旺季按“西向东、先口粮后经济作物”的顺序，划分每日灌溉时段，上游李村、张村每日凌晨至正午灌溉，下游王村、刘村、陈村每日正午至深夜灌溉，乡官每日派专人沿线巡查，监督水量调配，避免截留私用；三是明确管护责任，按灌渠流经路段划分管护区域，五村各自负责本村辖区内的灌渠清淤、堤坝维修，每月月初集中开展一次全渠清淤，由乡官统筹调度各村劳动力，确保灌渠畅通无堵塞；四是制定违约处置办法，若某村截留水源、延误管护，首次予以警告，责令赔偿受影响村落的损失，二次违反则上报县府，处以罚粮五十石、承担当月全渠管护的处罚。
规则落地后，五村用水秩序迅速规范，上游村落不再随意截留水源，下游村落也能获得足额水量，当年五村作物均实现丰收，亩均产量较往年提升三成。为强化管护成效，王忠还牵头组建了跨村水利管护队，由五村各选2名青壮年组成，负责日常巡查灌渠、及时处置渗漏等问题，管护队经费由五村按耕地面积比例分摊，进一步保障了灌渠的长期稳定运校此后数年，该乡五村未再爆发用水冲突，邻里往来愈发密切，甚至在耕种时节相互拆借农具、调配劳动力，形成了良性协作氛围。这套水利共治模式后来被滑州其他乡借鉴推广，成为唐代河南道跨村水利治理的典范，史载“滑州诸乡仿其法，渠水有序，纷争渐息，粮产丰稳”。
类似的水利跨域协同实践，在江南地区同样普遍。唐玄宗开元年间，江南道苏州某乡（今江苏苏州周边）因多雨易涝、少雨易旱，辖下三村共用一条灌溉排涝两用渠，既要保障旱季灌溉，又要应对雨季排涝。乡官结合江南气候特点与三村地形差异，制定了“旱季分时灌、雨季协同排”的治理方案：旱季按各村耕地面积分配灌溉水量，优先保障水稻种植用水；雨季则统一由乡官调度，上游村落提前开闸预排，中游村落加固渠堤，下游村落拓宽排水出口，形成联动排涝体系，避免积水淹田。同时，明确三村共同承担渠堤加固、排水闸维修的责任，每年秋收后集中开展一次设施修缮，确保排灌功能完好。这套方案有效应对了江南地区的水旱问题，三村水稻产量常年稳定，成为江南水乡跨域水利治理的典型。
唐代跨村水利共治的核心智慧，在于摒弃“强权分配”的简单模式，以精准调研掌握实际情况，以民主协商凝聚共识，以规则化管理规范用水秩序，以责任共担保障设施长效运行，既兼顾了各村利益，又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这一实践逻辑对当代基层跨村水利治理仍具极强的借鉴价值。
（二）应急互助：乡级统筹与资源互补的联动救援
唐代农耕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旱涝、蝗灾、暴雨等灾害频发，单靠单个村落难以应对灾害冲击，由此形成了以乡级为统筹核心、跨村资源互补为支撑的应急互助模式，涵盖灾害预警、人员救援、物资支援、灾后重建等全流程，实现了“快速响应、合力抗灾、高效复苏”的治理成效，筑牢了基层灾害防控的防线。
唐玄宗宝年间，河东道汾州某乡（今山西汾阳周边）遭遇百年不遇的暴雨，连续三日的强降雨导致山洪暴发，该乡辖下东河村、西河村因紧邻山脚，房屋被冲毁近半，农田被泥沙掩埋，数十名村民被困，粮食、衣物等物资严重短缺；而乡内另外三个村落（南村、北村、中村）因地势较高，受灾较轻，仅部分农田积水、少量房屋受损。灾害发生后，乡官李敬第一时间带领乡内差役赶赴受灾村，组织未被困村民转移至高地避险，同时派人骑马赶往周边未受灾村，召集各村村长、乡役及里胥（承担治安、应急等职责）召开紧急应急会议，部署跨村互助救援工作。
在李敬的统筹调度下，跨村应急互助迅速展开：一是组建跨村救援队伍，由南村、北村、中村各抽调20名青壮年组成救援队，携带绳索、农具等工具赶赴受灾村，协助转移被困村民，截至暴雨停歇，共成功转移被困村民87人，无一人伤亡；二是调配跨村物资支援，协调未受灾村的农户、宗族捐赠粮食、衣物、被褥等物资，南村捐赠粮食300石（约合当代18吨）、衣物百余件，北村捐赠被褥50床、饮用水数十桶，中村调配木料200根，由专人运输至受灾村临时安置点，保障受灾村民基本生活需求；三是开展跨村医疗救助，邀请未受灾村的乡村郎中组成临时医疗队，赶赴安置点为受伤村民处理伤口、诊治感冒等病症，发放草药，同时做好安置点清洁消杀，避免灾后疫病传播；四是统筹灾后重建，暴雨停歇后，李敬协调未受灾村调配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劳动力，协助受灾村清理房屋废墟、疏通道路淤泥、修复损毁农田；同时联动县府申请救灾物资，协调各村合作社调拨水稻、蔬踩速生作物种子，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受灾村抢种晚秋作物，仅一个月便帮助受灾村恢复基本生产生活，三个月后，受灾村农田重新焕发生机，村民陆续搬入修缮后的房屋。
此次跨村应急互助中，乡官的统筹调度起到了关键作用，快速整合跨村资源、明确救援分工，避免了救援混乱；而未受灾村的主动支援、资源互补，则为受灾村快速恢复提供了坚实保障，彰显了“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治理理念。除了灾害救援，唐代跨村应急互助还涵盖疫病防控、突发治安事件处置等场景。如代宗大历年间，河北道魏州某乡某村爆发疫病，乡官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划定疫病防控范围，禁止村民随意流动，同时协调周边村落捐赠草药、粮食，组织跨村医疗队伍开展诊治，避免疫病扩散；武宗会昌年间，某乡遭遇匪患侵扰，乡官牵头跨村组建联防队伍，互通匪情信息，合力围堵匪患，最终成功肃清匪患，保障了乡里安宁。
唐代跨村应急互助的核心优势，在于构建了“乡级统一调度、跨村资源联动、全流程协同推进”的应急体系，打破隶个村落应对灾害的能力局限，以快速响应减少灾害损失，以资源互补提升复苏效率，同时强化了村落间的协作黏性，为当代基层跨村应急联动提供了清晰的实践范式。
（三）耕地协作：资源整合与劳动力互助的高效耕种
唐代部分地区因地形分散、劳动力分布不均，单个村落存在耕地零散、耕种效率低下、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为此，唐代乡官牵头推动跨村耕地协作，通过耕地整合、劳动力互助、农技共享等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各村互利共赢，成为跨域协同的重要实践场景之一。
唐高宗永徽年间，关内道京兆府某乡（今陕西西安周边）辖下两村（东村、西村），东村地势平坦但劳动力短缺，不少耕地因无人耕种闲置；西村劳动力充足但地形多丘陵，耕地零散，耕种成本高、产量低。两村虽相邻，却长期各自耕种，未能发挥资源优势。乡官赵毅调研得知情况后，牵头召集两村村长、农户代表商议耕地协作方案，最终达成跨村耕地整合与劳动力互助协议：一是耕地统筹调配，东村将闲置的200亩平坦耕地交由西村农户耕种，西村则将丘陵地带适合种植果树的100亩耕地交由东村农户培育果树，耕地收益按“耕种方占七成、土地所有方占三成”的比例分配，兼顾双方利益；二是劳动力互助协作，春耕、秋收等农忙时节，两村统一调度劳动力，东村劳动力协助西村耕种平坦耕地，西村劳动力协助东村培育果树，按实际劳动时长结算工钱，或实邪以工换工”，相互抵扣劳动量；三是农技共享推广，乡官邀请县府农技人员定期到两村开展农技培训，传授优质作物种植、果树管护等技术，两村农户相互交流耕种经验，共同提升种植水平；四是产销协同合作，两村联合组建农产品产销队，统一收购作物、果品，对接县城商贩、集市，拓宽销售渠道，避免单个农户售卖时被压价，提升收益。
协作方案落地后，两村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东村闲置耕地被充分利用，果树培育成效显着，次年便实现挂果，亩均收益较此前种植粮食提升两倍；西村农户耕种平坦耕地，耕种效率提升三成，粮食产量较往年增加四成，收益大幅提升。农忙时节的劳动力互助，解决了东村劳动力短缺、西村劳动力闲置的问题，降低了耕种成本；产销协同则避免了农产品滞销、压价的风险，保障了农户收益。此后，两村又进一步扩大协作范围，联合修建灌溉水渠，共同购置农耕器械，协作愈发深入，成为乡内耕地协同治理的典范，带动周边村落也纷纷开展跨村耕地协作，提升了整个乡的农业生产水平。
类似的耕地跨域协作，在唐代边疆地区也有体现。武则时期，河西道凉州某乡（今甘肃武威周边）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地，汉族农户擅长耕种，少数民族农户擅长畜牧，乡官结合双方生产优势，推动跨民族村落的耕牧协作：汉族农户为少数民族农户提供耕种技术指导，协助开垦耕地种植饲料；少数民族农户为汉族农户提供优良畜牧品种，传授畜牧管护技巧，协助发展畜禽养殖；双方相互交换粮食、饲料、畜禽产品，实现耕牧互补、互利共赢，既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又促进了民族交融，维护了边疆基层稳定。
唐代跨村耕地协作的实践内核，在于精准匹配不同村落的资源禀赋，通过统筹调配、互助协作、共享共赢，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强化了村落间的协作关系，这一经验对当代基层跨村产业协作、资源整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治安联防：跨村联动与隐患共治的安宁保障
唐代乡里社会治安维护同样离不开跨域协同，单个村落的治安防控能力有限，难以应对盗窃、匪患、流民侵扰等跨区域治安问题，为此，唐代构建了跨村治安联防机制，以乡级为统筹、村社为单元、农户为基础，形成“信息互通、力量联动、隐患共治”的治安防控体系，保障乡里安宁。
唐玄宗开元年间，淮南道扬州某乡（今江苏扬州周边）因临近交通要道，流动人口多，盗窃案件频发，且盗贼多跨村作案，得手后迅速逃窜至其他村落，单个村落难以抓捕，导致盗贼愈发猖獗，影响农户生活安宁。乡官孙明得知后，牵头构建跨村治安联防体系：一是建立治安信息互通机制，各村设置治安信息员，由村干部或威望较高的农户担任，每日排查村内治安隐患，发现盗窃线索、可疑人员立即通报乡官及周边村落，实现信息实时共享，避免盗贼跨村逃窜隐匿；二是组建跨村联防队伍，由各村抽调青壮年农户组成，每村5-10人，乡官定期组织联防队伍开展治安巡逻、抓捕技巧培训，配备木棍、绳索等简易防控器械，农闲时节每日开展跨村联合巡逻，农忙时节则分时段、分区域巡逻，重点防控耕地、农户宅院、物资存放点等关键区域；三是制定联防处置流程，遇盗窃、匪患等治安事件，事发村立即通报乡官及周边村落，联防队伍快速集结，按预设路线围堵抓捕，乡官协调县府捕快协助处置重大治安事件；四是开展农户联防互助，引导各村农户相互照应，夜间实邪邻里守望”，发现异常及时提醒，农户外出时相互托付照看宅院，减少盗窃案件发生。
治安联防机制推行后，该乡盗窃案件大幅减少，仅半年时间，盗窃案发率下降七成，盗贼基本被肃清。一次，某盗贼在东村盗窃农户财物后逃窜至西村，东村治安信息员立即通报，西村联防队伍迅速布控，联合东村联防队伍将盗贼抓获，及时追回被盗财物，彰显了跨村联防的治理效能。除亮窃防控，跨村治安联防还有效应对了匪患侵扰。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部分流寇窜至该乡作乱，乡官孙明立即启动跨村联防应急响应，集结全乡联防队伍，依托村落地形设伏，配合县府军队成功击退流寇，保护了农户生命财产安全。
唐代跨村治安联防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村落治安防控的地域壁垒，通过信息互通实现精准防控，通过力量联动提升处置能力，通过全民参与构建群防群治格局，有效化解了跨区域治安隐患，保障了基层社会稳定，这一治理模式对当代基层跨村治安联防、平安建设仍具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当代跨村联动对唐代跨域协同经验的转化与实践
当代基层治理中，跨村联动的需求与唐代相比更为多元，涵盖水利共治、产业协同、生态保护、应急处置、治安联防、公共服务共享等多个领域，面临的治理环境也更为复杂，但唐代跨域协同的治理逻辑——“乡级统筹、规则共建、责任共担、互助共赢”，仍具备极强的适配性。各地基层在跨村联动实践中，立足当代治理需求，对唐代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案例，既破解了实际治理难题，又彰显了历史经验的当代价值。
（一）水利跨村共治：唐代规则化治理的当代延伸
当代农村跨村水利纷争仍较为普遍，共用灌渠、河流的用水分配不均、设施管护缺位等问题，仍是制约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各地基层借鉴唐代“精准调癣规则共建、责任共担”的水利治理经验，结合当代治理手段，构建起更具针对性、长效性的跨村水利协同机制，有效化解了用水矛盾。
山东临沂沂南县某镇下辖的张家庄、李家庄、王家庄三村，共用一条源自沂蒙山的山间溪流灌溉，灌溉耕地总面积达1800亩。此前，因无统一用水规则，上游的张家庄常截留溪流水源，导致下游李家庄、王家庄灌溉用水不足，每年春灌时节均会爆发争执，甚至出现村民堵截溪流、破坏水利设施的冲突，影响了三村农业生产与邻里关系。该镇借鉴唐代乡级统筹水利治理的经验，由镇政府牵头，联合镇水利站、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开展专项调研，实地勘测溪流流量、沿途渗漏情况，丈量三村灌溉耕地面积，统计种植作物品类及需水量，走访三村村民、村干部，全面掌握用水需求与矛盾焦点。
调研结束后，镇政府牵头召集三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水利技术人员召开跨村水利协同议事会，参照唐代“按亩分时段供水”的思路，结合当代农业生产特点，制定了《三村跨村水利协同治理方案》，明确三项核心举措：一是科学制定用水规则，根据溪流实际可调配水量、三村耕地面积及作物需水量，实邪按亩配额、分时轮灌”，春灌期间（3-5月）优先保障麦等口粮作物用水，张家庄每日6:00-14:00灌溉，李家庄每日14:00-22:00灌溉，王家庄每日22:00-次日6:00灌溉；夏灌期间（6-8月）根据玉米、蔬踩作物需水情况，调整轮灌时段，确保各村用水足额供应；二是建立设施共管机制，按溪流流经路段划分管护责任区，三村各自负责本村辖区内的溪流清淤、堤坝维修、灌溉设施管护，每月5日开展联合清淤，每季度末开展设施联合检修，管护费用由三村按耕地面积比例分摊，镇水利站提供技术指导；三是完善监督考核机制，组建由镇干部、三村村民代表组成的水利监督组，每日巡查用水情况，对截留水源、延误管护的村落，首次予以通报批评，责令赔偿受影响村落损失，二次违反则取消该村当年农业补贴资格，以刚性约束保障规则落地。
同时，该镇还借鉴唐代“跨村协作互助”的理念，推动三村联合修建节水灌溉设施，引入滴灌、喷灌技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组建跨村水利互助队，农忙灌溉时节相互协助调试设备、排查灌溉隐患，进一步强化协同黏性。方案落地后，三村用水秩序彻底规范，上游村落不再截留水源，下游村落用水需求得到满足，2023年春灌期间，三村麦均长势良好，亩均产量较往年提升25%，此前紧张的邻里关系也逐渐缓和，三村还联合开展了农耕技术交流、节庆互助等活动，协作氛围愈发浓厚。
类似的实践在南方水乡也广泛开展。浙江湖州德清县某镇辖下四村共用一条灌溉排涝河，该镇借鉴唐代江南水利治理经验，结合江南多雨的气候特点，制定“旱季分时灌、雨季协同排”的治理方案，明确各村灌溉用水配额与排涝责任，联合修建排涝闸站，配备型排涝设备，组建跨村排涝队伍，2022年夏季遭遇强降雨时，四村协同联动、有序排涝，未出现农田被淹的情况，保障了水稻生产稳定，彰显了跨村水利协同治理的实效。唐代水利跨域协同职精准匹配需求、规则化治理、责任共担”的实践经验，经当代治理手段的补充完善，已成为破解基层跨村水利纷争的有效路径。
（二）应急跨村联动：唐代互助模式的当代升级
当代基层面临的应急场景更为多元，除了自然灾害，还包括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事故处置等，对跨村应急联动的响应速度、资源整合能力、协同处置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地基层借鉴唐代“乡级统筹、跨村互助、资源互补”的应急治理经验，构建起“预警联动、救援协同、灾后共建”的全流程跨村应急体系，提升了基层应急处置能力。
河南南阳唐河县某乡地处平原，易遭遇强降雨、冰雹等自然灾害，下辖12个行政村，此前单个村落应急能力薄弱，灾害发生后常因救援不及时、资源不足导致损失扩大。该乡借鉴唐代跨村应急互助经验，以乡党委政府为统筹核心，构建跨村应急联动机制：一是建立应急预警共享机制，整合各村气象监测点、灾害隐患排查员资源，搭建跨村应急预警信息平台，接入县级气象预警系统，一旦监测到暴雨、冰雹等灾害预警，立即通过平台、微信群、大喇叭等渠道同步推送至各村，确保预警信息实时覆盖；二是组建跨村应急救援队伍，由乡内12个行政村各抽调10名青壮年党员、村民组成，共120人，分为抢险救援、物资保障、医疗救助、转移安置4个组，乡应急管理办公室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卫生院定期组织救援技能培训、应急演练，提升队伍处置能力；三是建立应急资源共享库，整合各村应急物资（帐篷、被褥、饮用水、粮食、抢险工具等）、工程机械、医疗资源，登记造册、统一调度，避免资源闲置浪费，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快速调配；四是制定应急处置流程，灾害发生后，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跨村救援队伍，按“先转移群众、再抢险救灾、后灾后重建”的顺序推进工作，未受灾村救援队伍优先支援受灾严重村，同时联动县级应急、医疗、农业等部门，争取上级资源支持。
2023年6月，该乡遭遇强降雨，下辖的刘庄村、王岗村因临近河流，出现房屋进水、农田被淹、部分村民被困的情况。灾害发生后，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跨村应急联动，通过预警平台通知各村救援队伍集结，仅半时便组建起60饶抢险救援队伍赶赴受灾村，转移被困村民156人至临时安置点；跨村物资保障组迅速调配周边未受灾村的帐篷30顶、被褥200床、饮用水500桶、粮食300石（约合当代18吨），及时送达安置点，保障村民基本生活；医疗救助组赶赴安置点，为受伤村民处理伤口、诊治感冒等病症，开展防疫消杀，避免疫病传播。暴雨停歇后，乡党委政府协调跨村救援队伍、工程机械，协助受灾村清理房屋淤泥、修复损毁农田，联动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技人员，指导受灾村改种速生蔬菜、玉米等作物，协调各村合作社调拨种子、化肥，仅20便帮助受灾村恢复基本生产生活，最大限度降低了灾害损失。
在疫情防控应急场景中，跨村应急联动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疫情期间，该乡某村出现阳性病例，需实行封闭管理，该乡立即启动跨村疫情防控联动，组织周边未封控村的党员志愿者、医护人员支援封控村，负责核酸检测、物资配送、环境消杀等工作；协调未封控村捐赠生活物资，保障封控村村民基本生活需求；各村相互通报疫情防控信息，协同开展人员排查、卡点值守，严格落实防控要求，有效遏制了疫情扩散，筑牢了基层疫情防控防线。唐代跨村应急互助职统筹调度、资源互补、合力抗灾”的治理逻辑，经当代应急体系的升级完善，已形成更具系统性、专业性的跨村应急联动模式，成为基层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重要保障。
（三）产业跨村协同：唐代耕地协作的当代拓展
当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单个村社产业发展常面临规模、资源不足、产业链不完善、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跨村产业协同成为突破发展瓶颈、提升产业效益的重要路径。各地基层借鉴唐代“资源整合、互助协作、共享共赢”的耕地协作经验，结合当代产业发展需求，推动跨村产业融合、资源共享、产销协同，实现了“抱团发展、提质增效”的治理成效。
四川成都崇州市某镇下辖的五星村、东风村、光明村，均以种植水稻、油菜为主，但此前各村单独发展，种植规模、品种单一，缺乏统一技术指导，农产品销售渠道窄，农户收益有限。该镇借鉴唐代跨村耕地协作经验，牵头推动三村开展水稻产业跨村协同发展：一是耕地统筹规划，三村联合流转耕地5000亩，打造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统一规划种植区域，选用优质水稻品种，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提升农产品品质；二是技术共享推广，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联合县农技推广中心，定期为三村农户开展水稻种植技术培训，传授优质品种培育、病虫害绿色防控、节水灌溉等技术，组建跨村农技互助队，农户相互交流种植经验，解决种植难题；三是劳动力协同调配，农忙时节（育苗、插秧、收割），三村统一调度劳动力，实邪以工换工”或按劳计酬，解决单个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降低种植成本；四是产销协同联动，三村联合注册农产品品牌，统一开展农产品加工、包装，对接成都市区商超、电商平台、餐饮企业，拓宽销售渠道，避免单个农户售卖时被压价，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农户收益；五是利益共享分配，产业收益按“土地流转户占三成、种植农户占五成、村集体占两成”的比例分配，村集体收益用于完善基地基础设施、开展技术培训，形成“农户增收、村集体壮大”的良性循环。
协同发展模式落地后，三村水稻产业规模大幅扩大，种植技术显着提升，优质水稻亩均产量较往年提升30%，因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农产品售价较往年提高20%，农户亩均收益增加近500元。在此基础上，三村进一步拓展协同领域，联合发展稻田养鱼、稻蔬轮作等生态农业模式，打造乡村旅游线路，配套建设观光步道、采摘园、农家乐等设施，推动“农业+旅游”融合发展，吸引成都市区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2023年，三村产业总产值较协同发展前提升两倍，村集体平均增收20万元，农户生活水平显着提高，成为镇内跨村产业协同发展的典范。
在特色产业发展中，跨村协同的成效同样显着。云南普洱澜沧县某乡是普洱茶主产区，下辖多个行政村均种植茶树，但各村茶树品种不一、加工技术参差不齐，茶叶品质差异大，市场竞争力弱。该乡借鉴唐代跨村协作经验，推动各村开展普洱茶产业跨村协同：统一茶树品种改良，选用优质普洱茶树品种，由乡农技人员统一指导种植管护；联合建设标准化茶叶加工厂房，共享加工设备，统一加工标准，邀请专业制茶师开展技术指导，提升茶叶品质；组建跨村茶叶产销合作社，统一对接茶商、茶叶市场，开展品牌推广，拓宽销售渠道；共享产业收益，按各村茶叶产量、加工贡献分配收益，实现协同共赢。协同发展后，该乡普洱茶品质大幅提升，市场认可度提高，茶叶售价较往年提升三成，各村农户收益显着增加，茶产业成为带动乡村振心支柱产业。唐代跨村耕地协作职资源整合、互助共赢”的实践经验，已从传统农耕拓展至当代乡村产业发展的多个领域，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基层产业协同提供了有效路径。
（四）生态跨村共治：唐代资源管护经验的当代创新
当代基层生态治理中，跨村生态问题日益突出，河流污染、林地破坏、垃圾污染等问题常因地域边界模糊、责任划分不清导致治理乏力，影响生态环境质量与村民生活品质。各地基层借鉴唐代“责任共担、协同管护”的跨域资源治理经验，构建跨村生态共治机制，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与治理。
湖南长沙浏阳市某镇下辖的金河村、银河村、星河村，共辖一条河流（金河），河流贯穿三村，是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此前，因缺乏跨村生态治理机制，三村均存在向河流排放生活污水、倾倒垃圾的情况，部分农户在河流沿岸乱砍滥伐，导致河流污染严重、水质下降，河岸生态遭到破坏，影响了村民饮水安全与农业灌溉。该镇借鉴唐代跨村水利管护、资源协同治理的经验，牵头推动三村开展金河生态跨村共治：一是明确生态管护责任，按河流流经路段划分三村生态管护区域，各村负责辖区内河流的垃圾清理、污水管控、河岸绿化，制定管护清单，明确管护标准与频次，落实专人负责；二是建立联合治理机制，三村联合组建跨村生态治理队伍，每月开展两次联合垃圾清理、一次水质监测，每季度开展一次河岸绿化维护，镇生态环境办提供技术指导与监督考核，定期通报治理成效；三是严控污染源头，三村联合推进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村级污水处理站，铺设污水管网，实现生活污水达标排放；禁止向河流倾倒垃圾、乱砍滥伐河岸树木，对违规行为予以罚款、责令整改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上报镇政府及环保部门处理；四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若某村因生态管护到位，河流水质提升、生态改善，带动周边村落收益，由受益村给予管护村一定的生态补偿；若某村违规污染河流，需承担治理费用，并赔偿周边村落损失；五是开展生态宣传教育，三村联合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活动，通过宣传栏、短视频、村民大会等形式普及生态知识，引导村民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主动参与河流生态治理。
经过一年的协同治理，金河水质显着改善，从劣V类提升至3类，河岸垃圾彻底清除，沿岸种植的树木长势良好，生态环境大幅提升，既保障了村民饮水安全与农业灌溉需求，也为村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三村还进一步拓展生态共治范围，联合开展林地保护、农田生态治理，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实现了生态效益与民生效益的双赢。
类似的生态跨村共治实践在多地开展。江苏苏州吴江区某镇辖下四村共用一片湖泊，该镇推动四村开展湖泊生态跨村共治，统一管控养殖污染，规范水产养殖规模与方式，清理湖泊垃圾、保护水生生物，投放鱼苗改善水体环境，湖泊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成为村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也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发展。唐代跨域协同职责任共担、协同管护”的实践经验，经当代生态治理理念与技术的赋能，已转化为基层跨村生态共治的成熟模式，为破解跨区域生态治理难题、推动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治安跨村联防：唐代联防机制的当代完善
当代基层社会治安面临着流动人口增多、治安隐患多元化等新挑战，单个村社的治安防控能力难以应对跨区域治安问题，跨村治安联防仍是维护基层安宁的重要手段。各地基层借鉴唐代“信息互通、力量联动、隐患共治”的治安联防经验，结合当代治安防控技术，构建起更具智能化、精细化的跨村治安联防体系，提升了基层治安防控水平。
广东梅州兴宁市某镇地处粤东山区，下辖8个行政村，村落分散，流动人口较多，盗窃、山林火灾等治安与安全隐患频发，单个村落防控难度大。该镇借鉴唐代跨村治安联防经验，构建“智能预警+力量联动+隐患共治”的跨村治安联防体系：一是搭建智能预警平台，整合各村监控设备、治安卡点资源，接入镇治安防控指挥中心，实现视频实时监控与回放；各村设置治安信息员，通过微信群、预警平台实时通报治安隐患、可疑人员信息，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引入智能火情监测设备、烟雾报警器，对山林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现火情立即预警并推送至联防队伍终端；二是组建专业化联防队伍，由各村党员、退役军人、青壮年村民组成跨村治安联防队，共80人，分为日常巡逻组、应急处置组，镇派出所定期开展治安防控、火情处置、应急救援等技能培训，提升队伍专业能力；三是开展常态化联合防控，农闲时节每日开展跨村联合巡逻，重点巡查村落主干道、农户宅院、山林区域、企业厂房等关键部位；农忙时节分时段、分区域巡逻，同时依托智能监控平台开展线上巡查，实现防控无死角；四是建立联合处置机制，遇盗窃、山林火灾等治安与安全事件，事发村立即通报镇指挥中心及周边村落，联防队伍快速集结处置，镇派出所同步介入，提升处置效率；五是推动全民参与防控，通过宣传栏、微信群、村民大会等渠道开展治安宣传，普及防盗、防火知识，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治安防控，相互照应、及时上报隐患，形成“联防联控、全民共治”的格局。
联防体系构建后，该镇治安与安全隐患大幅减少，2023年盗窃案件发生率下降80%，未发生重大山林火灾，村民安全感显着提升。一次，某村山林突发火情，智能监测设备立即预警，镇指挥中心迅速调度跨村联防队伍赶赴现场，仅半时便控制火情，未造成大面积山林损毁；另有一次，两名可疑人员在某村盗窃后逃窜，治安信息员及时通报，周边村落联防队伍快速布控，联合派出所成功抓获嫌疑人，追回被盗财物。唐代跨村治安联防职联动防控、全民参与”的治理逻辑，结合当代智能防控技术的应用，已升级为更具精准性、高效性的跨村治安联防模式，为维护基层社会治安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四、唐代跨域协同经验当代转化的关键启示
唐代跨域协同治理虽历经千年，但其蕴含的治理智慧与核心逻辑，与当代基层跨村联动的治理需求高度契合，从唐代经验的当代转化实践中，可提炼出以下关键启示，为进一步完善基层跨域协同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指引。
其一，明确统筹主体是跨村联动的核心前提。唐代跨域协同之所以能高效推进，关键在于明确了乡级的统筹主导地位，形成了“上下贯通、协调有力”的治理枢纽。当代基层跨村联动中，需进一步强化乡镇（街道）的统筹协调职能，赋予乡镇更多跨村事务的调度权、协调权，让乡镇能主动牵头对接跨村需求、整合分散资源、制定协同方案，避免单个村社协商无序、权责不清的问题；同时，发挥村社的执行主体作用，明确各村社在协同中的职责分工，联动村民、乡贤、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形成“乡镇统筹、村社联动、多元参与”的跨村治理主体格局，为联动治理提供组织保障。
其二，聚焦共同利益是跨村联动的纽带支撑。唐代跨域协同以“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民生秩序”的共同利益为核心纽带，让村落间形成了协作的内在动力。当代基层跨村联动需精准锚定各村社的共同利益诉求，无论是水利共治、产业协同，还是生态治理、应急互助，均需围绕“互利共赢”的目标推进，通过资源互补、利益共享，让各村社在协作中获得实际收益，减少协作阻力；同时，兼顾各村社的差异化需求，在制定协同方案时充分调癣民主协商，平衡各方利益，避免“重整体轻个体”“重部分轻全局”的问题，让跨村联动具备持久的凝聚力。
其三，健全规则机制是跨村联动的长效保障。唐代跨域协同通过共建规则、明确责任、强化监督，保障了协作的长期稳定运校当代基层跨村联动需进一步健全规则机制体系，围绕协同事务制定清晰的资源分配规则、责任划分规则、利益共享规则、违约处置规则，确保协同有章可循；建立常态化监督考核机制，整合乡镇监督、村社互督、群众监督等多元监督力量，对协同方案落实情况进行全程监督，对违反规则、推诿扯皮的主体予以惩戒，以刚性约束保障规则落地；完善利益协调与纠纷化解机制，搭建民主协商平台，及时化解跨村协作中的利益分歧，避免矛盾激化，维护协作秩序。
其四，立足乡土实际是跨村联动的适配关键。唐代跨域协同始终贴合农耕社会的乡土特质，立足村落资源禀赋、乡情伦理推进，让协作举措具备然的适配性。当代基层跨村联动需充分尊重乡村的地域差异、资源特点、民俗文化，避免“照搬模式、一刀切推进”，结合不同区域的实际需求制定差异化协同方案；同时，传承乡土社会的互助伦理、乡贤文化，发挥乡情纽带的情感凝聚作用，引导村民树立“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协作理念，让跨村联动既符合治理规律，又贴合乡土实际，提升协同举措的落地成效。
其五，创新协同手段是跨村联动的效能提升路径。唐代跨域协同依托当时的治理条件形成了务实高效的协作模式，当代基层跨村联动需结合时代发展，创新协同手段与治理工具，借助数字化技术搭建跨村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资源调度、信息互通、监督考耗智能化，提升协同效率；整合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为跨村联动提供硬件设施、人才队伍、技术指导等支撑，破解资源短缺难题；推动跨村联动从单一领域向多领域拓展，从应急性协作向常态化协作转变，构建全方位、长效化的跨村协同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效能。
从唐代乡野间的邻里互助、跨村协同，到当代基层的跨村联动、抱团发展，跨域协同始终是基层治理突破地域壁垒、化解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唐代跨域协同治理的经验智慧，经当代治理场景的创造性转化，已在多地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破解当代跨村联动困境提供了鲜活的历史镜鉴。未来，需进一步挖掘唐代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结合基层治理的新需求、新挑战，持续完善跨域协同治理体系，让千年治理智慧真正融入当代基层治理实践，为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进乡村振兴、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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