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之所以能高效运转，离不开完善的保障体系支撑——从中央对地方的权责界定、治理资源的精准调配，到治理主体的能力培育、治理成效的考核反馈，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保障闭环，为治理举措落地提供了坚实依停当代基层治理在承接唐代治理智慧、推进转化实践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破解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权责失衡、资源不足、能力短板、考核僵化等现实难题，确保唐代治理经验的转化落地既符合历史逻辑，又适配现实需求，真正实现“古为今用”的治理价值。
一、权责边界保障：厘清层级关系，夯实治理基础
唐代乡里治理的高效运转，首要前提是清晰的权责划分——中央定总纲、州县掌统筹、乡里抓落实，各级治理主体权责明确、各司其职，既无越权干预之扰，亦无推诿塞责之弊。《唐六典》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里置里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明确了乡里的核心权责的同时，也划定了州县对乡里的指导权限，即“州县统辖乡里，督查治理成效，不干预日常事务”，这种层级清晰的权责界定，避免了治理过程中的权责交叉与责任空转。反观当代基层治理，“权责不对等”是突出痛点：基层政权既要承接上级数十个部门下达的各项任务，涵盖民生服务、综治维稳、环境整治等诸多领域，又缺乏足够的决策权限与资源支撑，“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困境，导致基层治理负荷过重、效率受限，甚至出现“有责无权、有心无力”的治理僵局，既影响治理成效，也挫伤基层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立足唐代权责界定的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的权责边界保障体系，核心是“厘清层级权责、实现权责对等”，从制度层面破解层级治理中的权责失衡问题。首先，需以法治化方式明确各级治理主体的权责范围，制定基层治理权责清单。借鉴唐代“中央定纲、州县统筹、乡里实操”的层级逻辑，以地方立法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省级层面负责统筹规划基层治理整体方向、制定配套政策；市级层面聚焦政策落地衔接、跨区域治理协调；县级层面承担直接指导、资源调配、考核监督等核心职责；乡镇（街道）作为基层治理核心执行主体，负责具体治理举措的落地实施、辖区内矛盾化解、民生服务供给等；村（社区）则侧重邻里互助、民情收集、政策传达等基础性工作。清单需明确各级主体“必须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尤其要细化上级部门对基层的指导权限，严禁随意向基层摊派超出其权责范围的任务，杜绝“责任下移、权力上收”的不合理现象，让基层治理主体轻装上阵。
其次，建立权责动态调整机制，适配治理需求变化。唐代的权责界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根据社会形势调整，如战乱过后人口流动频繁，朝廷便临时赋予乡里更多人口核查与安置的权责，待社会稳定后再回归常态。当代基层治理面临的场景复杂多变，人口结构、治理需求、社会矛盾等均处于动态变化中，权责清单也需随之调整。可建立年度权责评估机制，由县级以上政府牵头，联合基层治理主体、群众代表、专家学者等，对各级治理主体的权责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结合治理实践中的新问题、新需求，及时优化权责划分——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适当扩大乡镇（街道）在产业发展规划、乡村建设统筹中的决策权限；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赋予社区更多公共服务资源调配的自主权，确保权责划分始终与治理实践相适配。
最后，完善权责监督与问责机制，确保权责落地见效。唐代通过“考课制度”监督乡里权责履行，若里正未按规定完成户口核查、赋役催缴等职责，会依据《唐律疏议》处以相应惩处，如“里正不觉脱漏户口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严苛的问责机制倒逼治理主体履职尽责。当代基层治理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权责监督体系，整合上级督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力量，对各级治理主体的权责履行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同时，明确问责标准与流程，对权责履行不到位、推诿塞责、越权行政等行为，依规依纪严肃问责；对因权责界定不清导致的治理失误，倒查上级部门责任，避免“问责只问基层”的不合理现象，通过严监督、强问责，倒逼各级治理主体守好权责边界、切实履职尽责。
二、资源供给保障：精准调配资源，破解治理瓶颈
唐代乡里治理的有效推进，离不开充足的治理资源支撑，朝廷通过“资源下沉、精准调配”的方式，为乡里治理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确保治理举措落地有声。人力方面，除明确耆老、里正等专职治理人员的配置外，还根据治理需求整合乡里闲散劳动力、乡绅乡贤等力量，形成多元人力支撑；物力方面，朝廷会向乡里拨付必要的治理物资，如用于户籍登记的笔墨纸砚、用于治安防控的器械、用于农桑指导的农具种子等，保障日常治理与应急处置需求；财力方面，通过“租庸调制”中的合理留成，给予乡里一定的财政自主权，用于修缮乡里公共设施、补贴治理人员、救助困难民众等。这种“按需供给、精准下沉”的资源保障模式，让乡里具备了推进治理工作的基础条件，为联动机制运转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基层治理资源供给不足、配置失衡，是制约治理成效的重要瓶颈：人力上，基层治理人员编制紧张，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作人员往往身兼数职，工作负荷极大，且专业人才匮乏，在矛盾调解、法律服务、心理疏导等领域缺乏专业支撑；物力上，基层治理物资储备不足，尤其是偏远乡村、老旧社区，公共设施老化失修，应急处置物资短缺，难以满足日常治理与突发情况应对需求；财力上，基层财政保障能力薄弱，乡镇（街道）财政多依赖上级转移支付，自主创收能力不足，村（社区）更是缺乏稳定的财力来源，导致许多民生服务、公共建设项目难以推进，治理举措“有心无力”。借鉴唐代资源供给的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资源供给保障体系，需聚焦“资源下沉、精准配置、多元整合”，切实提升基层治理资源保障能力。
人力资源供给方面，需从“扩编增员、培育专业、整合志愿”三个维度发力。一是优化基层治理人员编制配置，结合辖区人口规模、治理任务轻重等实际情况，合理增加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作人员编制，重点补充民生服务、综治维稳、应急管理等领域的专职人员，缓解基层人力紧张压力。同时，完善基层治理人员薪酬保障体系，提高薪酬待遇、健全晋升通道，解决“基层工作累、待遇低、晋升难”的问题，吸引更多人才扎根基层。二是加强基层治理人员专业能力培育，借鉴唐代“乡官培训”经验，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围绕政策解读、矛盾调解、应急处置、数字化治理等核心能力，开展针对性培训，邀请专家学者、优秀基层干部授课，结合案例教学、实操演练等方式，提升基层治理人员的专业素养；针对专业领域需求，定向引进法律、心理、社工、规划等专业人才，充实基层专业治理力量，打造“全能型+专业型”结合的基层治理队伍。三是整合社会志愿力量，挖掘辖区内乡贤、退休干部、党员、热心群众等资源，组建志愿服务队，明确志愿服务内容与激励机制，引导志愿者参与邻里互助、民情收集、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基层治理工作，形成“专职人员为主、志愿力量为辅”的多元人力支撑体系，缓解基层人力压力。
物力资源供给方面，需坚持“按需配置、补齐短板、优化布局”的原则，精准对接基层治理需求。一是开展基层物力资源需求排查，由县级政府牵头，组织乡镇（街道）、村（社区）全面梳理日常治理与应急处置所需物资，建立物力资源需求清单，结合清单精准调配物资，重点保障户籍管理、治安防控、民生服务、应急救援等核心领域的物资供给，避免资源浪费与供给不足。二是补齐基层公共设施短板，聚焦偏远乡村、老旧社区等薄弱区域，加大公共设施建设投入，修缮改造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善社区服务中心、乡村文化广场、养老服务站、医疗卫生点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承载能力；同时，建立公共设施常态化维护机制，明确维护责任主体与流程，确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满足群众生产生活与基层治理需求。三是优化应急物资储备布局，借鉴唐代“乡里应急物资储备点”的经验，在乡镇（街道）设立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在村（社区）设立储备点，根据辖区常见灾害类型与应急需求，储备足够的救灾物资、医疗物资、防控器械等，建立应急物资统一调配机制，确保突发情况发生时，物资能快速送达、高效使用，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
财力资源供给方面，需构建“财政保障为主、多元创收为辅、精准使用为要”的财力支撑体系。一是强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建立基层治理财政保障增长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基层治理需求，逐年提高上级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偏远地区、治理任务繁重的基层政权倾斜，确保基层具备开展治理工作的基本财力；同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明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方向，优先保障民生服务、公共建设、人员薪酬等核心支出，避免资金挪用浪费。二是提升基层自主创收能力，借鉴唐代乡里“财政留成”的经验，赋予乡镇（街道）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支持基层盘活辖区内集体资产、闲置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便民服务等集体经济项目，增加基层财政收入；鼓励村（社区）通过盘活集体土地、闲置房屋等资源，开展租赁、合作经营等活动，获取稳定的财力来源，提升自主保障能力。三是规范基层财力使用管理，建立基层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管机制，明确资金使用流程、审批权限，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高效使用；同时，公开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群众监督，杜绝截留、挪用、浪费财政资金等行为，让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切实提升财力资源使用效益。
三、治理能力保障：培育核心能力，提升治理效能
唐代乡里治理主体具备较强的综合治理能力，是联动机制高效运转的关键——里正、耆老等治理者不仅熟悉国家法令、掌握乡里民情，还具备较强的矛盾调解、农桑指导、应急处置能力，能够精准对接治理需求，高效推进治理工作。唐代注重对乡里治理者的能力培育，通过“以老带新”“州县指导”“实践历练”等方式，提升治理者的综合素养，如要求里正需熟练掌握户籍核查方法、赋役征收标准，耆老需具备丰富的矛盾调解经验，确保治理者能胜任岗位需求。正是这种对治理能力的重视与培育，让唐代乡里治理能够精准应对人口管理、农桑发展、治安维护等各类治理难题，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当前，基层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影响治理成效的突出问题：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对政策理解不深、执行不到位，导致政策落地“走样变形”；矛盾调解能力薄弱，面对邻里纠纷、利益冲突等问题，缺乏有效处置方法，易引发矛盾升级；数字化治理能力不足，难以适应智慧治理发展需求，导致治理效率低下；应急处置能力欠缺，面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应对失措、处置不力。这些能力短板，严重制约了基层治理水平的提升，也影响了唐代治理智慧转化落地的成效。借鉴唐代治理能力培育的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能力保障体系，需聚焦“核心能力培育、实践能力提升、能力评价激励”，全面提升基层治理主体的综合素养，为治理实践提供能力支撑。
核心能力培育方面，需精准对接基层治理需求，聚焦“政策执孝矛盾调解、民生服务、数字化治理、应急处置”五大核心能力，开展针对性培育。一是强化政策执行能力培育，通过政策解读培训、案例分析、模拟执行等方式，让基层治理人员精准把握政策内涵、执行标准与落地要求，提升政策理解与执行能力，避免政策落地“打折扣、走弯路”；同时，培养基层治理人员的政策宣传能力，引导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解读政策，提高群众对政策的知晓度与认同感，推动政策落地生根。二是提升矛盾调解能力，借鉴唐代耆老“以德调解、以法约束”的矛盾化解经验，开展矛盾调解技巧培训，邀请资深调解员、法官、律师等授课，讲解常见矛盾纠纷的调解方法、法律依据，通过模拟调解、案例研讨等方式，提升基层治理人员的矛盾调解能力；同时，引导基层治理人员深入群众，精准掌握民情民意，提前排查潜在矛盾，做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强化民生服务能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民生服务技能培训，提升基层治理人员在社保办理、医疗救助、养老服务、儿童关爱等领域的服务能力，引导其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主动对接群众需求，精准提供民生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四是培育数字化治理能力，适应智慧治理发展趋势，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重点培训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操作、数据采集分析、线上服务开展等技能，让基层治理人员熟练运用数字化工具开展治理工作，如通过智慧社区平台收集群众诉求、调度治理资源，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治理痛点，提升治理效率与精准度；同时，针对老年群体等数字化弱势群体，培养基层治理人员“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能力，确保数字化治理不落下任何一类群体。五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开展应急处置培训与演练，覆盖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各类场景，培训应急处置流程、救援技巧、群众疏散安置方法等内容，定期组织实战演练，提升基层治理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协同处置能力与现场指挥能力；同时，引导基层治理人员建立应急信息报送机制，确保突发情况能及时上报、快速响应，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与社会影响。
实践能力提升方面，需搭建多元化实践平台，让基层治理人员在实践中锤炼能力、积累经验。一是推邪导师帮带”制度，借鉴唐代“以老带新”的培育模式，安排经验丰富的优秀基层干部、退休干部担任导师，与年轻基层治理人员结成帮带对子，通过日常指导、现场教学、难题共解等方式，手把手传授治理经验与工作方法，帮助年轻干部快速成长。二是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围绕基层治理重点任务，设置专项实践岗位，如矛盾调解岗、应急处置岗、民生服务岗等，安排基层治理人员轮岗实践，在具体工作中提升专项能力；同时，组织跨区域交流学习，安排基层治理人员到治理成效突出的地区参观学习，借鉴先进治理经验，结合本地实际优化治理方法，提升实践能力。三是鼓励“实践创新”，支持基层治理人员结合治理实际，探索创新治理方式方法，如借鉴唐代“乡规民约”经验，结合本地情况制定特色治理章程；创新“邻里互助”模式，搭建群众自治平台等，对成效显着的创新实践，给予表彰奖励，并在更大范围推广，以实践创新推动能力提升。
能力评价激励方面，需建立科学的能力评价体系与完善的激励机制，倒逼基层治理人员主动提升能力。一是构建多元化能力评价体系，结合基层治理岗位需求，制定具体的能力评价指标，涵盖政策执孝矛盾调解、民生服务、数字化治理、应急处置等核心能力维度；评价主体兼顾上级部门、同事、群众、服务对象等，通过日常考核、年度考评、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全面评价基层治理人员的能力水平，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二是完善激励机制，将能力评价结果与薪酬待遇、晋升提拔、评优评先等直接挂钩，对能力突出、表现优秀的基层治理人员，给予提高薪酬、优先晋升、表彰奖励等激励；对能力不足、履职不力的，进行约谈提醒、培训提升，若仍无改善则依规调整岗位，通过强激励、硬约束，引导基层治理人员主动提升能力、积极履职尽责。三是建立能力提升容错机制，鼓励基层治理人员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对在能力提升实践、治理方式创新中出现的轻微失误，只要符合初衷、未造成重大损失，予以容错免责，打消基层治理人员的顾虑，激发其提升能力、探索创新的积极性。
四、考核评价保障：科学考评导向，倒逼治理提质
唐代对乡里治理成效的考核评价，具备“标准明确、导向清晰、奖惩分明”的特点，通过科学的考核评价，倒逼治理主体履职尽责、提升治理成效。唐代将乡里治理考核纳入全国官吏考课体系，考核内容紧扣治理核心任务，涵盖“户口核查准确率、赋役征收完成情况、农桑发展成效、治安防控效果、矛盾化解质量”等关键指标，如《唐六典》规定“里正考课，以户口无脱漏、赋役无拖欠、农桑无荒废、境内无盗贼为上考”；考核方式采取“州县核查、中央抽检”的方式，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客观；考核结果直接与治理者的奖惩任免挂钩，上考者可获得赏赐、晋升，下考者则会受到惩处、降职，甚至罢免。这种科学严格的考核评价机制，形成了鲜明的治理导向，让乡里治理者明确工作重点，主动提升治理成效，为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高效运转提供了强大动力。
当前，基层治理考核评价机制存在诸多弊端，难以有效发挥导向作用：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多以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指标为主，侧重“痕迹管理”“数字达标”，忽视群众实际感受与治理实际成效，导致基层治理陷入“重形式、轻实效”的误区；考核方式单一，多为上级部门单向考核，缺乏群众参与、社会监督，考核结果难以全面反映治理成效；奖惩机制不完善，考核结果与治理主体的利益关联度不高，奖励力度不足、惩处不严，难以形成有效激励与约束，导致基层治理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甚至出现“应付考核、虚假治理”的现象，严重影响治理质量与群众满意度。借鉴唐代考核评价的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考核评价保障体系，需聚焦“优化考核指标、创新考核方式、完善奖惩机制”，树立“实效导向、群众导向”的考评理念，以科学考评倒逼治理提质增效。
考核指标优化方面，需摒弃“重形式、轻实效”的导向，构建“核心指标+特色指标+群众评价指标”的多元化考核指标体系，确保考核精准对接治理需求、真实反映治理成效。一是明确核心考核指标，紧扣基层治理核心任务，设置“民生服务成效、矛盾化解率、治安防控水平、公共设施保障、应急处置能力”等核心指标，如民生服务成效涵盖社保覆盖率、困难群众救助到位率、群众诉求办结率等具体内容；矛盾化解率聚焦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信访积案化解率等；治安防控水平以刑事案件发案率、治安事件发生率等为衡量标准，核心指标需量化清晰、可考可评，确保考核聚焦治理重点。二是设置特色考核指标，结合不同地区的治理实际与发展需求，设置差异化特色指标，避免“一刀潜考核。如农村地区侧重“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农桑服务保障”等指标，借鉴唐代乡里“课植农桑”的治理重点；城市社区侧重“智慧社区建设、流动人口管理、邻里和谐度”等指标；偏远地区则侧重“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覆盖、应急物资储备”等指标，让考核更贴合本地治理实际，引导基层治理精准发力。三是强化群众评价指标，将群众满意度作为考核核心指标之一，设置“群众对民生服务的满意度、对治理举措的认可度、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等具体指标，权重不低于30%，确保考核真正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反映群众真实感受，倒逼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考核方式创新方面，需打破上级单向考耗局限，构建“上级考核+群众评价+社会监督+自我考评”的多元化考核方式，提升考核结果的全面性与客观性。一是优化上级考核，上级部门摒弃“重痕迹、轻实效”的考核方式，减少对纸质材料、报表数据的过度依赖，更多采取实地调癣现场核查、随机抽查等方式，深入基层、走进群众，直观了解治理成效；同时，建立跨部门协同考核机制，整合各职能部门考核任务，避免重复考核、多头考核，减轻基层负担。二是扩大群众参与，搭建多元化群众评价平台，如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走访、座谈会等方式，广泛收集群众对基层治理的评价意见；在社区、乡村设立意见箱、评价栏，方便群众随时反馈评价；推邪群众评议基层干部”制度，定期组织群众对基层治理人员的工作表现、服务态度进行评议，让群众真正成为考耗“阅卷人”，确保考核结果贴合群众需求。三是引入社会监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组成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基层治理成效进行独立评估，通过实地调癣数据核查、案例分析等方式，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价报告；同时，利用媒体平台公开基层治理成效与考核过程，接受社会舆论监督，确保考核公开透明、结果可信。四是完善自我考评，引导基层治理主体定期开展自我评估，对照考核指标梳理治理成效、查找存在问题，形成自我考评报告，作为整体考耗重要参考，倒逼基层治理主体主动反思、持续改进。
奖惩机制完善方面，需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建立“重奖重罚、奖惩分明”的激励约束机制，让考核结果真正与基层治理主体的利益、发展挂钩，激发治理活力。一是加大奖励力度，对考核结果优秀的基层治理主体与个人，给予多元化奖励：物质奖励上，提高奖金标准，补充治理资源、物资供给；精神奖励上，授予“优秀基层治理单位”“优秀基层干部”等荣誉称号，加大宣传表彰力度；发展奖励上，对优秀基层干部优先提拔晋升、安排外出培训学习，对优秀基层单位给予更多政策倾斜、项目支持，让实干者得实惠、优秀者受表彰，激发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二是严格惩处措施，对考核结果不合格、排名靠后的基层治理主体与个人，依规依纪予以惩处：对单位进行约谈提醒、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取消评优资格、核减财政支持；对个人进行诫勉谈话、岗位调整，情节严重的依规问责，杜绝“考核走过场、惩处留情面”的现象，以严惩处倒逼责任落实。三是建立考核结果反馈与整改机制，及时向基层治理主体反馈考核结果，明确存在的问题与整改要求，制定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上级部门定期跟踪整改情况，对整改成效显着的，适当调整考核评价结果；对整改不力的，加重惩处，形成“考核—反馈—整改—提升”的闭环，以考核推动治理持续优化。
五、制度体系保障：完善制度支撑，规范治理实践
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长效运转，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体系支撑，从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到地方层面的治理章程，形成了“国法+乡规”的双重制度保障，为治理实践提供了明确遵循。国家层面，《唐律疏议》《唐六典》等法律典籍，明确了乡里治理的权责、流程、奖惩等核心内容，为乡里治理提供了法治化依据；地方层面，乡里依据国法，结合本地民俗民情，制定乡规民约、邻里章程等，规范群众行为，化解邻里矛盾，形成了“国法为纲、乡规为补充”的制度格局，既维护了国家法治权威，又贴合基层治理实际，实现了“礼法合一”的治理目标。正是这种完善的制度体系，让唐代乡里治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避免了治理的随意性与盲目性，保障了治理联动机制的长效稳定运转。
当前，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一是制度衔接不畅，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与基层治理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地方制定的配套制度与国家法律衔接不够紧密，甚至出现冲突，导致治理实践中难以精准适用；二是制度覆盖不全，针对基层治理中的新问题、新场景，如数字化治理、流动人口管理、跨区域治理协同等，缺乏完善的制度规范，导致治理实践缺乏明确遵循；三是制度执行不力，部分基层治理制度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执行监督机制，导致制度难以落地见效，甚至出现“有制度不执斜的现象，影响治理的规范性与权威性。借鉴唐代“国法+乡规”的制度构建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保障，需聚焦“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衔接、严格制度执斜，形成“国家法律为基础、地方规章为支撑、基层章程为补充”的多层次制度体系，为基层治理实践提供坚实的制度遵循。
完善制度体系方面，需兼顾“全面覆盖、精准适配”，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一是夯实国家法律基础，加快基层治理领域立法进程，完善与基层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责、运行机制、保障措施等；制定基层治理专项法律法规，涵盖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治安防控、应急管理、数字化治理等领域，为基层治理提供高位阶法律依据，确保基层治理法治化推进。二是健全地方配套规章，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基层治理实际，制定具体的配套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细化国家法律的实施细则，如制定基层治理权责划分办法、资源供给保障办法、考核评价实施细则等，确保国家法律能精准对接基层治理需求，落地见效；同时，针对基层治理新场景、新问题，及时制定专项制度规范，如数字化治理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规章、跨区域治理协同机制等，填补制度空白，确保治理实践有规可依。三是完善基层自治章程，借鉴唐代“乡规民约”的治理经验，引导村（社区）结合本地民俗民情、治理需求，制定特色自治章程，如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内容涵盖邻里互助、环境维护、矛盾化解、公共秩序等方面，既符合国家法律要求，又贴合群众生活实际，通过群众自治章程规范群众行为、凝聚治理共识，形成“国家法律+地方规章+基层章程”的互补格局，提升治理的规范性与适应性。
强化制度衔接方面，需建立制度协同机制，确保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制度相互衔接、协调统一，避免制度冲突、执行混乱。一是建立制度衔接审查机制，在制定地方配套规章、基层自治章程时，严格对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下级制度与上级制度保持一致，不出现抵触冲突；同时，加强不同领域制度之间的衔接审查，如民生服务制度与财政保障制度、应急处置制度与治安防控制度等，确保制度之间协同配套、形成合力。二是开展制度清理整合，定期对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过时失效、与现行法律冲突、重复冗余的制度，及时废止或修订；对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文件中的相关制度，进行整合优化，形成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避免制度碎片化导致的执行困难。三是建立制度衔接反馈机制，基层治理主体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若发现制度衔接不畅、存在冲突等问题，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上级部门及时研究调整，确保制度始终保持协同适配，保障治理实践顺利推进。
严格制度执行方面，需构建“强监督、严问责”的制度执行保障机制，确保制度落地生根、刚性运校一是强化制度宣传教育，通过基层宣讲、媒体传播、案例解读等方式，向基层治理人员与群众普及基层治理相关制度，让治理人员明确制度要求、掌握执行流程，让群众了解制度内容、自觉遵守制度，营造“人人懂制度、人人守制度、人人护制度”的良好氛围，为制度执行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制度执行监督，整合上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力量，对基层治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重点监督制度执行是否到位、是否存在选择性执孝违规执行等问题；建立制度执行专项督查机制，定期开展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执行偏差，确保制度刚性落实。三是严肃制度执行问责，对违反基层治理制度、制度执行不到位、因制度执行不力导致治理失误或群众利益受损的行为，依规依纪严肃问责，追究相关单位与个饶责任；对制度执行成效显着的，予以表彰奖励，通过严监督、强问责，倒逼基层治理主体严格执行制度，让制度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硬约束”。
六、群众参与保障：凝聚治理共识，激活自治活力
唐代乡里治理并非单一的官方治理，而是注重整合群众力量，引导群众参与治理，形成“官民协同、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为治理联动机制运转注入了民间活力。唐代乡里通过“乡规民约凝聚共识、乡绅乡贤带动参与、邻里互助协同治理”的方式，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乡规民约结合民俗与国法，明确群众在农桑生产、邻里相处、治安维护等方面的责任义务，引导群众自觉参与治理；乡绅乡贤凭借自身威望，协调邻里矛盾、带动群众参与公共建设、协助乡里开展治理工作；邻里之间通过互助合作，共同应对农忙生产、灾害救助等场景，形成了较强的自治合力。这种“官方引导、群众参与”的治理模式，既减轻了官方治理压力，又提升了治理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让治理举措更贴合群众需求，得到群众广泛认同与支持。
当前，基层治理群众参与不足、自治活力不强，是制约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群众参与意识薄弱，部分群众对基层治理缺乏关注，认为基层治理是政府的事，自身“事不关己”，主动参与意愿不强；群众参与渠道不畅，基层缺乏便捷高效的参与平台，群众诉求表达、意见反馈、参与治理的途径有限，导致群众想参与却无门；群众参与能力不足，部分群众缺乏治理相关知识与能力，难以有效参与矛盾调解、政策协商等治理活动；同时，基层对群众参与的引导不足，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群众参与热情难以持续，自治活力难以激活，基层治理陷入“政府单打独斗”的困境，治理成效难以满足群众期待。借鉴唐代引导群众参与治理的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群众参与保障体系，需聚焦“强化参与意识、拓宽参与渠道、提升参与能力、完善参与激励”，充分激发群众自治活力，形成“政府引导、群众主导、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强化群众参与意识方面，需通过宣传引导、价值引领，转变群众治理观念，让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共建者”。一是加强治理理念宣传，通过基层宣传栏、微信群、入户走访、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群众参与的权利义务，解读“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让群众明白基层治理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参与治理是权利也是责任，提升群众对基层治理的关注度与参与自觉性。二是挖掘宣传群众参与典型，收集整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优秀案例，如邻里互助化解矛盾、群众自发参与环境整治、志愿者助力民生服务等，通过媒体报道、基层宣讲等方式广泛宣传，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治理。三是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借鉴唐代“乡规民约凝聚共识”的经验，结合本地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将群众参与治理的要求融入乡规民约、社区公约，通过文化浸润引导群众树立集体意识、参与意识，自觉投身基层治理。
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方面，需搭建多元化、便捷化的参与平台，让群众能便捷表达诉求、参与治理。一是完善线下参与渠道，在村（社区）设立议事厅、意见箱、民情联络点，定期召开村民大会、居民代表会议、邻里座谈会等，围绕基层治理重点问题、民生项目建设、村规民约制定等内容，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推邪网格议事”模式，以网格为单位，组织网格员与群众面对面沟通，收集群众诉求、协商解决网格内治理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与治理。二是搭建线上参与平台，借助数字化手段，搭建基层治理线上参与平台，如微信程序、手机App、线上议事群等，群众可通过平台随时反馈诉求、提出治理建议、参与线上投票、监督治理过程；同时，开通线上咨询服务通道，及时回应群众疑问，让群众参与治理更便捷、更高效，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三是拓宽专项参与渠道，针对不同治理场景，搭建专项参与平台，如在矛盾调解中，邀请群众代表参与调解过程，提升调解结果的认可度；在公共设施建设、民生项目推进中，推邪群众议事决策”机制，让群众参与项目规划、建设监督、成效评价；在环境整治、治安防控中，组建群众志愿队伍，引导群众参与日常巡查、维护管理，让群众在具体治理场景中充分发挥作用。
提升群众参与能力方面，需通过培训指导、实践锻炼，让群众具备参与治理的知识与能力，能有效参与治理实践。一是开展参与能力培训，定期组织群众开展治理知识培训，涵盖基层治理政策法规、议事协商技巧、矛盾调解方法、公共事务管理等内容，邀请专家学者、基层干部授课，通过案例讲解、模拟实践等方式，提升群众的治理认知与参与能力；针对群众代表、志愿者等核心参与群体，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其议事决策、协同治理的能力，发挥核心带动作用。二是搭建实践参与平台，让群众在治理实践中提升能力，如安排群众代表参与基层治理会议、加入矛盾调解组、参与治理成效监督等，通过实际参与积累经验、提升能力；鼓励群众组建自治组织，如邻里互助队、环境维护队、文化活动队等，在组织运行与活动开展中锤炼协同治理能力，激活自治活力。三是提供精准指导服务，基层治理人员主动对接参与群众，在群众参与治理过程中提供全程指导，如帮助群众梳理治理建议、规范议事流程、解读相关政策等，解决群众参与中的难题，增强群众参与信心，提升参与实效。
完善群众参与激励方面，需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群众参与热情，让群众参与治理有回报、有动力。一是物质激励，对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成效显着的群众与自治组织，给予适当物质奖励，如发放生活用品、治理物资补贴、志愿服务津贴等；对参与公共建设、公益服务表现突出的，优先享受相关民生福利政策，如优先获得就业推荐、困难救助等，让群众参与有实际收益。二是精神激励，对参与治理表现优秀的群众，授予“优秀志愿者”“治理能手”“文明邻里”等荣誉称号，在基层宣传栏、线上平台公开表彰，增强群众的荣誉感与归属感；邀请优秀参与群众分享治理经验，提升其社会认同感，激发参与热情。三是权益激励，将群众参与治理情况与村（社区）公共资源分配、评优评先资格等挂钩，对积极参与治理的群众，在集体资源分配、惠民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推邪参与积分制”，群众参与治理活动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兑换物资、服务或享受相关权益，通过多元化激励，让群众参与治理的热情持续高涨。
七、文化引领保障：传承治理文化，凝聚治理合力
唐代乡里治理之所以能形成高效的联动机制，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引领，以“礼法合一”为核心的治理文化，贯穿治理全过程，凝聚了官民治理共识，为治理实践提供了精神支撑。唐代将儒家“仁政、德治”理念与法家“法治、规范”思想融合，形成“以德教化、以法约束”的治理文化：通过乡里教化传播儒家伦理道德，引导群众明礼守信、邻里和睦、遵规守纪；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法律规范，明确治理边界与行为准则，约束官民行为；同时，乡规民约融合民俗文化与礼法精神，成为群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这种文化引领让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官民形成治理共识，主动配合治理工作，为联动机制运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前，基层治理文化引领不足，治理共识难以凝聚，影响了治理合力的形成：治理文化培育缺失，基层缺乏系统的治理文化建设，群众对治理理念、价值导向认知模糊，难以形成统一的治理共识；文化引领方式单一，多以政策宣传为主，缺乏结合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的文化浸润，难以打动群众、引发共鸣；法治文化与德治文化融合不够，要么重法治轻德治，忽视道德教化的引导作用，要么重德治轻法治，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导致治理文化难以发挥协同引领作用；部分地区传统治理文化传承不足，乡贤文化、邻里互助文化等优秀传统治理文化逐渐淡化，难以转化为当代基层治理的精神动力，导致基层治理缺乏文化底蕴支撑，群众凝聚力不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借鉴唐代文化引领的治理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文化引领保障体系，需聚焦“培育核心治理文化、融合法治德治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创新文化引领方式”，以文化引领凝聚治理共识、激活治理活力，为基层治理提供精神支撑。
培育核心治理文化方面，需立足当代基层治理需求，结合时代精神，培育“以民为本、共建共享、法治诚信、和谐友善”的核心治理文化，凝聚官民治理共识。一是强化“以民为本”文化理念，引导基层治理主体树立“人民至上”的治理思想，将群众需求作为治理出发点与落脚点，把民生服务、群众满意作为治理核心目标，通过优质治理服务让群众感受到治理温度，认同治理理念；同时，引导群众树立“主人翁”意识，认识到自身是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主动投身治理实践。二是弘扬“共建共享”文化精神，通过宣传教育、实践引导，让“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引导官民、邻里之间协同合作，共同推进基层治理，共享治理成果；在公共建设、民生服务等治理实践中，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参与治理的价值，增强对共建共享理念的认同。三是培育“法治诚信、和谐友善”文化氛围，引导群众树立法治意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依法表达诉求、参与治理；倡导诚信理念，规范群众行为，构建诚信邻里、诚信社区；弘扬和谐友善的传统美德，引导群众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化解邻里矛盾，营造和谐融洽的治理环境，为基层治理凝聚精神合力。
融合法治德治文化方面，借鉴唐代“礼法合一”的治理经验，推动法治文化与德治文化深度融合，实现“以法固根本、以德润人心”的协同引领效果。一是强化法治文化培育，开展常态化法治宣传教育，通过法治讲座、法律进村（社区）、案例普法、法治文艺演出等方式，向群众普及与基层治理、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法治素养；在基层治理中严格依法办事，规范治理行为，彰显法治权威，让群众感受到法治的公正性与严肃性，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二是深化德治文化引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结合时代要求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通过道德讲堂、好人评选、家风建设等活动，宣传道德模范、身边好饶先进事迹，引导群众提升道德修养；将道德教化融入日常治理，在矛盾调解中注重道德引导，在民生服务中彰显道德温度，以道德力量感化群众、凝聚人心。三是推动法治德治协同发力，将法治要求融入道德规范，将道德理念融入法治实践，如在乡规民约中既体现道德倡导，又符合法律规定；在执法办案中兼顾法理与情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通过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法安下、德润人心”的治理格局，提升治理的服力与凝聚力。
传承优秀传统治理文化方面，挖掘唐代乡贤文化、邻里互助文化、乡规民约文化等优秀传统治理文化的当代价值，结合现实需求转化创新，为基层治理注入文化底蕴。一是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挖掘本地乡贤资源，包括当代优秀企业家、退休干部、专家学者、道德模范等，搭建乡贤参与治理平台，引导乡贤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基层决策咨询、矛盾调解、公益服务、产业发展等治理工作；宣传乡贤先进事迹，弘扬乡贤精神，以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群众参与治理，凝聚治理合力。二是传承发展邻里互助文化，借鉴唐代乡里邻里互助的经验，结合当代群众需求，搭建邻里互助平台，开展邻里互助活动，如组建互助服务队、开展邻里节活动、建立困难群众帮扶机制等，引导群众互帮互助、守望相助，化解邻里隔阂，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提升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凝聚力。三是创新发展乡规民约文化，借鉴唐代乡规民约“贴合民情、兼顾礼法”的特点，结合本地实际与时代要求，制定完善现代乡规民约、社区公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理念、道德规范与民俗风情，通过群众广泛参与制定、自觉遵守执行，让乡规民约成为规范行为、凝聚共识的重要载体，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补充作用。
创新文化引领方式方面，丰富文化引领载体与形式，让治理文化更贴近群众、更具感染力，提升引领实效。一是丰富文化宣传载体，除传统的宣传栏、宣讲会外，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制作推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治理文化内容，如法治视频、道德故事、治理先进案例等，让治理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影响群众思想行为。二是打造特色文化阵地，在村（社区）建设治理文化广场、文化长廊、道德讲堂、法治驿站等特色文化阵地，融入治理理念、传统美德、法治知识等内容，让群众在休闲娱乐、日常活动中感受治理文化氛围，接受文化熏陶；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治理文化品牌活动，如民俗文化节、法治文化节、邻里文化节等，提升治理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三是推动文化与治理实践融合，将治理文化融入具体治理工作，如在民生服务中体现“以民为本”理念，在矛盾调解中融入道德与法治文化，在环境整治中倡导文明环保理念，让群众在感受治理成效的同时，认同治理文化，形成“文化引领治理、治理践行文化”的良性互动，以文化凝聚力提升治理合力。
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保障体系，以权责界定为基础、资源供给为支撑、能力培育为核心、考核评价为导向、群众参与为活力、文化引领为灵魂，形成了全方位的支撑格局，为治理成效提供了坚实保障。当代基层治理在转化唐代治理经验的过程中，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是关键所在——唯有厘清权责边界，才能破解层级治理失衡难题；唯有精准供给资源，才能补齐治理保障短板；唯有提升治理能力，才能夯实治理实践根基；唯有科学考评导向，才能倒逼治理提质增效；唯有激活群众参与，才能凝聚自治强大合力；唯有强化文化引领，才能筑牢治理精神支撑。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体系构建，让唐代治理智慧的当代转化既有制度支撑、资源保障，又有能力支撑、群众基础与文化引领，确保转化实践落地见效，真正实现“古为今用”，为当代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注入历史动力，构建更高效、更精准、更具温度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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