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唐代乡里治理的实践脉络，从“乡官亲民、里正协理”的层级协同，到“乡规民约聚人心、邻里互助解难题”的多元联动，再到“劝农兴产稳生计、察民情解民忧”的务实导向，核心智慧始终围绕“顺层级、贴民心、聚合力”展开——不搞虚浮形式，聚焦百姓刚需；不依赖单一管控，注重多元协同；不脱离乡土实际，贴合基层肌理。这份扎根乡土的治理逻辑，历经千年沉淀，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跨越的时代浪潮中，依旧具备鲜活的现实价值。从贞观之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到开元盛世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代乡里治理的成功实践，不仅奠定了盛世根基，更为当代基层治理破解难题、焕发活力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源泉与历史镜鉴。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承载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下，我国基层治理面临着人口流动加剧、利益诉求多元、治理场景复杂等诸多新挑战：城乡融合进程中，乡村“空心化”与城市社区“陌生人化”并存，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配；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赋能与老年群体、偏远地区“数字鸿沟”的矛盾日益凸显；民生需求从“基本保障”向“品质提升”转变，对治理精准度、响应速度提出更高要求；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化，也让基层矛盾的复杂性、关联性显着增强。而唐代乡里治理留下的“层级清晰、权责对等”“扎根乡土、务实为民”“多元协同、共治共享”的智慧结晶，恰好为破解这些现实困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镜鉴，更为当代基层治理筑牢了前行的底气——这份底气，源于历史实践的反复验证，源于乡土逻辑的深刻洞察，更源于“以民为本”的永恒价值。
一、历史智慧的核心密码：唐代乡里治理的本质内核
要让唐代乡里治理智慧在当代真正落地生根，首先需要穿透历史表象，精准把握其背后的本质内核。唐代作为中国古代盛世的典型代表，其乡里治理体系之所以能实现“政通人和、乡土安宁”，关键在于抓住了基层治理的核心规律，形成了一套贴合农业社会肌理、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治理逻辑。从《通典·职官》对乡官职责的明确界定，到《唐律疏议》对基层治理秩序的法律保障，再到敦煌文书中留存的乡规民约、户籍账簿，唐代乡里治理形成了“制度保障、实践落地、文化浸润”的完整体系，其核心密码可概括为三个维度。
（一）“层级顺、权责明”的协同逻辑
唐代乡里治理构建了“县—乡—里—村”四级联动体系，层级划分清晰，权责配置对等，形成了“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治理架构。县作为基层行政核心，负责政策制定与统筹协调，如县令需“亲巡属县，观风俗，问百年，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 ；乡官（乡长、乡佐）主掌劝农、教化、治安等核心事务，直接对接县级行政指令，《通典》记载“每乡置乡长一人，佐二人，主知乡事”，明确其“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的职责 ；里正、村正作为最基层的治理者，深耕乡土，承担户籍管理、赋役征收、邻里调解等具体工作，唐代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 ，形成“自上而下贯通、自下而上反馈”的闭环机制。这种层级设计既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效率低下，又防止了权责模糊引发的推诿扯皮，确保治理指令能够快速落地，民生诉求能够及时回应。
更为关键的是，唐代乡里治理注重“权责与能力匹配”“权力与监督并重”。乡官、里正的选拔多从本地德高望重、熟悉民情的乡贤或庶民中产生，如开元年间规定“里正取白身无官者，通状言事”，要求“年五十以上，有德行无过”，确保治理者“懂乡土、知民心、有威望” ，他们既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宗族关系，又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以“接地气”的方式开展工作——比如面对邻里田产纠纷，里正可依据乡规民约和宗族情谊灵活调解，比官府生硬判决更易被接受。同时，朝廷通过“考课制度”对乡官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将“垦田多少、流民复业率、盗贼发案数、赋税完纳率”等量化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分为“上上、上症上下、中上、中症中下、下上、下症下下”九等，优异者可获“加阶”“赐物”“迁官”，不称职者则“罢官”“贬谪”“笞责” ，形成“有责必担、失责必究”的约束机制。此外，还设立“耆老”“乡父老”等监督角色，允许百姓“诣县言事”，举报乡官渎职行为 ，确保治理者“在其位、谋其政”。这种“层级清晰、权责对等、考核有力、监督到位”的协同逻辑，是唐代乡里治理高效运转的核心保障。
（二）“贴民心、办实事”的务实导向
唐代乡里治理始终以“民生为本”，聚焦百姓最关心的生产生活需求，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形成了“以农为本、以民为念”的治理导向。在农业为本的社会背景下，劝农兴产是乡里治理的核心任务：乡官定期巡查农田水利，如关中地区乡官每年春初组织村民修缮郑白渠、成国渠，夏秋季节巡查灌溉分配，避免“争水斗殴”事件；江南地区则重点组织修建圩田、陂塘，应对水旱灾害 ；组织村民修缮沟渠、开垦荒地，开元年间，河西走廊乡官带领村民开垦绿洲荒地，推广“轮作制”，使当地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成为西北重要粮仓 ；根据季节变化发布农时通知，通过“乡鼓催耕”“里胥劝种”“农桑榜示”等方式，推广曲辕犁、筒车、育秧技术等先进耕作技术 ，还会组织“农桑之会”，让农户交流种植经验；遇到灾荒年份，乡官需第一时间上报灾情，如贞元年间河南遭遇旱灾，乡官逐村统计受灾户数、田亩数量，上报县衙后，朝廷及时调拨义仓粮食，乡官再配合里正逐户发放，同时组织村民“以工代赈”修缮水利，帮助百姓渡过难关 。这种“以农为本、聚焦民生”的治理导向，精准契合帘时百姓的核心诉求，实现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治理目标。
在社会治理层面，唐代乡里治理同样坚持务实原则，聚焦百姓“急难愁盼”。通过制定乡规民约规范邻里行为，如敦煌出土的《社邑文书》中，乡规民约明确规定“邻里有困难，当相互救助；婚丧嫁娶，当邻里相助；禁止偷盗、赌博、斗殴；禁止弃耕逃荒、拖欠赋税”，还包含“尊老爱幼”“善待孤寡”等道德规范 ，化解日常矛盾；设立“村社”“义仓”“社仓”等互助组织，义仓由村民按亩缴粮（每亩缴粟二升），灾年开仓放粮，隋末至唐初仅关中就有义仓百余所，贞观年间全国义仓存粮达千万石，成为百姓应对灾荒的“救命仓”；村社则是民间自治组织，负责组织公益劳动、互助帮扶、祭祀活动等，如修建乡村道路、桥梁、水井等公共设施，均由村社牵头组织 ；推邪保甲制度”“治安联防”，以“五家为保，十家为邻”，要求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救助”，夜间轮流巡逻，防范盗贼、匪患，确保百姓安居乐业 。此外，乡官还需负责教化工作，在乡村设立“乡学”“村学”，聘请儒士教授孩童识字、读书，传播儒家伦理道德；通过“乡饮酒礼”“旌表孝悌”等方式，弘扬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美德 。这些治理举措没有复杂的制度设计，却直击民生痛点，以“办实事、解民忧”的实际成效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与支持，构建起稳固的基层治理根基。这种“不务虚、重实效”的务实导向，是唐代乡里治理能够扎根乡土、深入人心的关键所在。
（三）“聚合力、共治理”的多元格局
唐代乡里治理并非依赖单一的行政力量，而是构建了“官治+民治”相结合的多元治理格局，形成了“官府主导、民间参与、协同共治”的良好生态。乡官、里正等“官方代理人”承担行政统筹、政策落实、秩序维护等职责，而乡贤、宗族首领、耆老、村社领袖等“民间力量”则在教化引导、矛盾调解、公益事业、道德约束中发挥重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
乡贤凭借自身的道德威望、文化素养和社会影响力，成为连接官府与百姓的“桥梁纽带”。他们大多是退休官员、科举落第的儒生、本地有声望的富民，如诗人王维退居辋川后，曾主持制定《辋川乡约》，调解邻里田产纠纷、水源之争，推动乡内修桥铺路、兴办学堂，还亲自教授村民种植茶树、药材，带动乡邻增收；河东裴氏、范阳卢氏等名门望族的乡贤，则通过捐资助学、赈济贫困、倡导乡规民约等方式，维护地方秩序 。乡贤参与乡规民约制定，使其更贴合乡土实际；参与邻里纠纷调解，以“情理结合”的方式化解矛盾，比官府强制裁决更易被接受；向官府反映民情民意，让政策制定更符合百姓需求。
宗族组织在唐代乡里治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唐代宗族势力较为发达，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宗族通过宗族规训、祠堂祭祀、族内互助等方式，规范族人行为、凝聚宗族力量。如江南吴氏宗族规定“族人贫病者必助，婚丧者必赴，子弟不教者必责，盗贼者必逐”；宗族还设立“族田”“义庄”，其收入用于族内公益事业、救助贫困族人、资助族中子弟读书 。宗族组织协助乡官进行户籍管理、赋税征收，督促族人遵守国家法令；调解族内矛盾，避免矛盾激化升级；组织族内互助，缓解官府救济压力，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村社等民间组织则聚焦公益事业与日常互助，如敦煌社邑不仅组织修桥铺路、开凿水井等公益劳动，还开展“春秋祭祀”“节日聚会”等活动，增强村民的归属感与凝聚力；遇到村民婚丧嫁娶、生病受灾，社邑成员共同出资出力相助，形成“一人有难、众人相帮”的良好氛围 。这种多元治理格局打破了“政府包揽一潜的治理模式，充分调动了民间力量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实现了“行政力量”与“乡土力量”的优势互补——官府通过民间力量更精准地掌握民情、落实政策，民间力量则借助官府的权威推动治理举措落地，形成了“官民协同、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生态。这种“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理念，是唐代乡里治理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支撑。
二、当代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历史智慧的当代映照
将唐代乡里治理的核心智慧放到当代基层治理的实践场景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下基层治理面临的诸多困境，恰恰是对历史智慧的背离或弱化。从“层级协同”到“务实导向”，再到“多元共治”，唐代治理智慧为破解当代基层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映照与启示，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现实困境的根源所在。
（一）层级衔接不畅：权责模糊导致“治理梗阻”
当代基层治理体系中，“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层级架构已然形成，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层级衔接不畅、权责划分模糊、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导致“治理梗阻”频发。部分地区县级政府过度将行政职能下放至乡镇（街道），如某县将“安全生产检查”“环保督查”“信访维稳”“食品安全监管”等12项县级核心职能下放至乡镇，但未配套相应的执法权、经费保障和技术支持，乡镇“权责大、力不从心” ；村（社区）作为最基层的治理单元，既要承接上级部门的各项考核任务，又要应对群众的多元诉求，往往陷入“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钉”的困境——据统计，某省村（社区）平均承接上级部门下达的考核指标达80余项，涉及党建、综治、环保、民政等20多个领域，基层干部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应付考核，难以专注服务群众。
更严重的是，部分地区存在“权责倒挂”“上下脱节”现象：上级部门将责任层层下压，却未给予相应的权力与资源，导致基层治理者“有责无权、有心无力”；上下级沟通渠道不畅，上级政策制定缺乏对基层实际的调研，导致政策“水土不服”，难以落地执行；基层群众的诉求向上传递时“层层过滤”，难以直达决策层，最终出现政策执邪打折扣”、民生诉求“被搁置”的“治理梗阻”。如某乡镇接到上级“农村厕所改造”的硬性指标，要求三个月内完成全镇500户改造任务，但未充分考虑部分村庄缺乏污水管网、农户经济条件有限等实际情况，导致改造后的厕所因“用不了、难维护”被闲置，既浪费了治理资源，又引发群众不满 。
反观唐代乡里治理，“县—乡—里—村”的每一层级都有明确的权责边界和资源保障：县级政府负责政策制定与资源统筹，为乡官履职提供法律、经费支持；乡官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可根据乡土实际灵活落实政策；里正、村正专注于具体事务，无需承担过多行政压力。这种“权责对等、上下协同、资源匹配”的治理模式，恰好为当代基层治理理顺层级关系、破解“治理梗阻”提供了历史借鉴。
（二）治理脱离实际：形式主义背离“民生为本”
在部分地区的基层治理中，“重形式、轻实效”的形式主义倾向较为突出，背离了“以民为本”的治理初心，与唐代乡里治理“贴民心、办实事”的务实导向形成鲜明对比。部分基层干部将“痕迹管理”异化为“痕迹主义”，过度追求“数字化台账”“标准化建设”“迎检材料美化”，如某社区为应付“文明城市创建”检查，花费数万元制作宣传展板、填写各类台账，甚至要求居民“统一口径”接受检查，却未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停车位不足”“垃圾分类设施不完善”等实际问题 ；考核指标繁琐复杂，过度注重“数量”“速度”，忽视“质量”“实效”，基层干部为了应付考核，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填表报数”“迎检备查”中，反而挤占了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与精力——某乡镇干部坦言，“每月要填写20余种报表，参加10余次会议，真正下村入户服务群众的时间不足一半”。
部分治理举措缺乏对本地实际的调研，照搬照抄其他地区的经验，导致“水土不服”。如某山区县盲目照搬城市社区“智慧门禁”“线上议事”模式，投入数十万元搭建数字化平台、安装智能设备，但当地山区老人占比达60%以上，多数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且网络信号较弱，最终门禁闲置、线上平台无人使用；还有些地区不贡地经济发展水平，强行推进“乡村旅游开发”“特色产业种植”，导致项目失败，浪费了大量财政资金 。这种脱离实际的治理模式，不仅未能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反而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加剧了基层矛盾。
（三）治理力量薄弱：多元参与机制尚未健全
当前，基层治理仍存在“政府单打独斗”的现象，多元治理力量尚未形成有效合力，治理力量薄弱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基层行政力量不足：乡镇（街道）、村（社区）干部队伍面临“人员短缺、任务繁重、压力较大、流失严重”的困境，某省乡镇平均编制30人左右，实际在岗不足25人，却要承担200余项行政职能；村（社区）干部待遇偏低，部分偏远乡村村干部月工资不足2000元，难以吸引年轻人才加入，导致干部队伍老龄化严重，平均年龄超过50岁 ，难以全面覆盖复杂的治理场景。另一方面，民间治理力量未能得到充分激活：乡贤、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参与治理的渠道不够畅通，参与热情不够高涨，缺乏有效的激励保障机制。如某城市社区有志愿者200余人，但因缺乏系统培训、服务时长难以认定、激励措施有限等问题，实际常态化参与志愿服务的不足30人；部分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缓慢，难以承接基层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职能，导致政府不得不继续包揽各类事务 。
在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乡村“空心化”与城市社区“陌生人化”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力量薄弱的问题。乡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导致传统乡土治理力量（如宗族、乡贤、青壮年村民）流失，某乡村因青壮年外出务工，仅剩老人儿童，村两委仅3名干部，既要负责村务管理、政策落实，又要照顾留守老人儿童的生活起居、安全保障，还要应对各类考核检查，常常分身乏术 ；城市社区则因人口流动频繁、邻里互动减少，形成“陌生人社会”，邻里互助、社区认同弱化，某城市社区居民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平时互不往来，社区组织公益活动时响应者寥寥，遇到邻里矛盾时无洒解，基层治理陷入“政府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 。
（四）数字化转型失衡：技术赋能与“数字鸿沟”并存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治理”成为当代基层治理的重要趋势，但在转型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重技术、轻人文”“重效率、轻公平”的失衡现象，背离了唐代乡里治理“便民利民”的核心逻辑。部分地区过度依赖数字化平台，将所有治理工作都搬到线上，如某城市社区推邪线上办事平台”“智能门禁系统”“线上投票”等数字化治理手段，要求居民必须线上预约才能办理养老认证、社保缴费等业务，导致多位老年居民因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而无法按时办理业务，引发群众不满 ；部分数字化平台功能繁琐、操作复杂，界面设计不符合基层干部与群众的使用习惯，某乡镇搭建的“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包含10余个模块、50余项功能，基层干部需要花费数时培训才能初步掌握，且数据录入流程繁琐，反而降低了治理效率 。
“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老年群体、偏远地区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群体等“数字弱势群体”被边缘化。据统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超过40%，偏远地区农村群众的数字技能水平也普遍较低。某偏远乡村因网络信号弱、群众数字技能不足，县级政府推出的“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在当地几乎无人使用，群众办事仍需往返县城，往返路程耗时3时以上 ；此外，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数字化平台之间存在“信息孤岛”，如公安、民政、卫健、社保等部门的数字化平台数据不互通，基层干部需要重复录入数据，群众办事需要重复提交材料，“数据多跑路”未能真正实现 。这种数字化转型的失衡，不仅未能提升治理效能，反而加剧了治理不公，损害了群众的获得福
三、历史智慧的当代转化：基层治理的底气与路径
唐代乡里治理智慧并非僵化的历史模板，而是能够根据时代发展、社会变迁进行灵活转化的治理逻辑。将这份历史智慧转化为当代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需要立足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在传承中创新、在借鉴中发展，构建起“层级协同、务实为民、多元共治、数字赋能”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让历史智慧成为当代基层治理行稳致远的坚实底气。
（一）传嘲层级顺、权责明”智慧，构建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
针对当代基层治理层级衔接不畅、权责模糊、资源失衡的问题，可借鉴唐代“县—乡—里—村”的层级协同逻辑，进一步理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权责关系，构建“权责对等、上下协同、运转高效、资源匹配”的治理体系。
在权责划分上，建立“权责清单制度”，明确各级治理单元的核心职责与权力边界：县级政府聚焦政策制定、资源统筹、监督考核，将具体事务性、服务性职能下放至乡镇（街道），不得随意将县级责任转嫁至基层 ；乡镇（街道）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负责政策落地、矛盾化解、资源整合，赋予其相应的人事管理权、财政支配权、事务协调权、执法权，如浙江某县制定《乡镇（街道）权责清单》，明确县级下放32项权力（包括部分行政执法权、财政支配权）、保留18项县级核心职责，乡镇可自主调配30%的财政资金，有效解决了“权责大”问题 ；村（社区）作为最基层的治理单元，聚焦民生服务、邻里调解、社区治理、群众动员，减少不必要的考核指标与行政负担，如某省开展“基层减负专项行动”，取消村（社区）承担的43项不必要考核指标，让基层干部能够集中精力服务群众 。同时，将各级治理单元的职责、权力、义务以清单形式明确下来，公开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杜绝推诿扯皮、权责倒挂现象。
在资源配置上，建立“权责与资源匹配”机制，确保基层“有权办事、有能办事”。加大对乡镇（街道）、村（社区）的财政投入，如某省规定县级财政向乡镇（街道）倾斜，乡镇（街道）财政收入留存比例不低于60%，村（社区）办公经费、干部待遇纳入县级财政保障 ；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公开招录、定向培养、待遇提升、晋升激励”等方式，吸引年轻人才加入基层干部队伍，如广东某地级市面向高校毕业生招录“基层治理专干”，给予事业编制待遇，缓解基层人员短缺问题 ；优化基层办公条件，为乡镇（街道）、村（社区）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执法工具、服务设施，提升基层治理的硬件水平。
在考核机制上，借鉴唐代“考课制度”的务实导向，建立以“民生实效、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减少对“台账数量、报表质量、迎检次数”等形式化指标的考核，增加对“矛盾化解率、群众办事满意度、民生项目落地成效、群众投诉办结率”等实质性指标的权重；引入群众评价、第三方评估、媒体监督等多元评价主体，如四川某街道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占干部考核权重的40%，倒逼干部聚焦民生实事 ；建立“差异化考核”机制，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治理难度，制定个性化考核指标，避免“一刀潜；将考核结果与干部奖惩、晋升、待遇直接挂钩，形成“干好干坏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
在协同机制上，构建“自上而下贯通、自下而上反馈”的双向沟通渠道。一方面，通过“网格化管理”“驻村（社区）干部”“包联到户”等制度，让上级政策能够快速传递到基层、落实到群众；另一方面，建立“民情恳谈会”“村民议事会”“社区听证会”“线上意见箱”等常态化反馈机制，如广东某村每月召开“村民夜谈会”，村干部与村民面对面交流，半年收集并解决民生诉求127件；浙江某社区开设“线上议事群”，群众可随时反馈问题，社区干部24时内回应 ，让群众的诉求能够及时向上传递，为政策制定、治理优化提供参考。同时，推进“跨部门协同”，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健全乡镇（街道）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如某乡镇成立“基层治理协同中心”，整合公安、民政、司法、卫健、环保等部门的基层力量，实邪一站式办公、联合执法、联合服务”，有效解决了“多头管理、推诿扯皮”问题 ，针对基层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开展联合执法、联合服务，形成治理合力。
（二）坚守“贴民心、办实事”初心，践行务实为民的治理导向
唐代乡里治理“聚焦民生、务实高效”的导向，是当代基层治理必须坚守的核心初心。面对当下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脱离实际等问题，应回归“以民为本”的本质，将“办实事、解民忧、惠民生”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让治理举措真正贴合基层实际、满足群众需求。
在治理重点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配置治理资源。农村地区应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关爱等核心任务，如山东某村聚焦“灌溉难”问题，争取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修缮老旧水渠10公里，引入节水灌溉技术，让村民灌溉成本降低50%，粮食亩产提高30%；安徽某村针对“留守儿童无人管”问题，利用村集体闲置房屋建设“留守儿童之家”，聘请退休教师担任辅导员，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心理疏导等服务 ，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改善生活条件。城市社区应聚焦“民生服务”，关注养老、托幼、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环境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如上海某社区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食堂、康复驿站、助浴点，解决了2000余名老饶养老难题；北京某社区针对“幼儿入托难”问题，引入普惠性幼儿园，开设“延时托管”服务，缓解了年轻父母的育儿压力 ，解决群众“办事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
在治理方式上，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摒弃形式主义，推邪简约高效、便民利民”的治理模式。深入开展“走村入户”调研，要求基层干部每月至少一半时间下村入户，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群众真实需求 ，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群众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治理方案，避免“一刀潜“照搬照抄”；减少不必要的台账、报表、会议，如某省推邪无会周”“合并会议”“线上会议”制度，要求基层会议减少30%以上，台账报表减少40%以上 ，让基层干部能够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一站式服务”“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整合政务服务资源，在乡镇（街道）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在村（社区）设立“便民服务站”，如河南某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整合民政、社保、医保、户籍、残联等12个部门的服务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最多跑一次”，群众办事平均时间从1缩短至2时；浙江某村设立“代办点”，由村干部、志愿者为老年人、残疾热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代办服务 ，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在治理成效上，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建立健全群众评价反馈机制，通过问卷调查、电话回访、现场走访、线上评议等多种方式，及时了解群众对治理举措、服务质量的评价与意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台账管理、限时办结、跟踪督办、销号管理”制度，如某街道建立“民生诉求台账”，明确办理责任人、办理时限，每周公示办理进度，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定期公开治理成效与群众评价结果，接受群众监督，如某社区每季度召开“民生实事报告会”，向居民公开民生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情况、群众评价结果，让群众“看得明白、心里踏实” ，让基层治理在群众的参与与监督下不断优化提升。
（三）激活“聚合力、共治理”基因，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
借鉴唐代“官治+民治”的多元治理格局，针对当代基层治理力量薄弱、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应充分激活民间治理力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自治、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治理合力。
在主体培育上，重点激活乡贤、志愿者、社会组织、宗族组织、企业等民间力量，构建“多元共治主体库”。乡贤方面，通过“乡贤返乡”“乡贤聘任”等方式，邀请退休干部、企业家、专家学者、优秀退役军人、道德模范等乡贤参与村（社区）治理，如江苏某村成立乡贤理事会，邀请15名乡贤参与，半年内调解矛盾38起，募集公益资金50万元，引进农产品加工厂1家，带动村民增收 ；设立“乡贤调解室”“乡贤议事会”等平台，让乡贤在政策宣传、矛盾调解、公益事业、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志愿者方面，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志愿者招募、培训、管理、激励机制，如北京某社区组建“银发志愿者队”“青年突击队”“专业服务队”（涵盖法律、医疗、教育等领域），注册志愿者达800余人，年服务时长超2万时；某省建立“志愿者星级评定”“服务时长认定”制度，志愿者可凭服务时长兑换公共服务或生活用品 ，鼓励党员、青年、退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群体加入志愿者队伍，参与养老服务、环境整治、文明劝导、应急救援、课业辅导等志愿服务活动。
社会组织方面，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社、公益组织等民间组织，如浙江某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场地支持”“资金扶持”等方式，培育社区社会组织500余家，涵盖养老、托幼、文化、体育、环保等多个领域 ，支持其承接基层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矛盾调解等职能，发挥其专业化、精细化服务优势；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指导与监管，规范其运行机制，提升其服务能力。宗族组织方面，引导宗族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如广东某村引导宗族组织修订族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内容纳入其中，规范族人行为；组织宗族互助活动，救助贫困族人、关爱留守老人儿童 ，同时抑制宗族组织的消极作用，防止宗族势力干预基层政权、引发宗族矛盾。企业方面，鼓励企业参与基层治理，如某地级市推邪企业结对帮扶村（社区）”制度，企业通过捐赠公益资金、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就业岗位、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助力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 ，形成“企地共建、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在参与机制上，搭建多元化的参与平台，畅通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让群众“有地方话、有机会参与、有能力办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业主大会等议事决策机制，明确重大事项必须经群众议事决策通过，确保群众对村（社区）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让群众能够直接参与村（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与管理；推进“微治理”模式，针对邻里纠纷、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垃圾分类等“微事务”，设立“微议事”“微投票”“微志愿”“微监督”等平台，如湖南某社区推出“微心愿”平台，群众可线上发布需求（如“希望有人帮忙检修家电”“需要课业辅导”），志愿者认领完成，半年实现“微心愿”423个；浙江某村设立“村民议事角”，村民可随时讨论村里的事，及时化解矛盾 ，鼓励群众从事入手、从身边事做起，积极参与治理；利用数字化平台搭建“线上参与”渠道，开设“意见征集”“建言献策”“线上投票”等栏目，如某城市社区通过线上平台征集“社区环境整治方案”，收到群众建议100余条，最终采纳23条 ，让群众能够随时随地参与治理、反馈意见，提升参与的便捷性与积极性。
在激励保障上，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激励机制，激发参与热情。精神激励方面，对表现突出的乡贤、志愿者、社会组织、企业等，给予表彰奖励、荣誉称号（如“优秀乡贤”“星级志愿者”“公益企业”），通过村（社区）公告栏、微信公众号、表彰大会等方式进行宣传 ，增强其荣誉感与归属感；政策支持方面，在项目审批、资金扶持、场地提供、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如对参与基层公益事业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免费办公场地 ；物质激励方面，建立“积分制”“时间银斜等制度，如深圳某社区推邪志愿服务时间银斜，志愿者服务1时可存入1个“时间币”，未来可兑换同等时长的志愿服务或生活用品，吸引了3000余人加入；某村推邪治理积分制”，村民参与公益劳动、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村集体福利 ，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氛围；能力保障方面，加强对民间治理力量的培训指导，定期组织乡贤、志愿者、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政策解读、矛盾调解、服务技能等培训 ，提升其组织协调、矛盾调解、服务群众等能力，为其参与治理提供必要的保障与支持。
（四）融合“便民利民”理念，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均衡发展
唐代乡里治理“便民利民”的理念，为当代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遵循。针对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数字鸿沟”、技术脱离实际、信息孤岛等问题，应坚持“以人为本、技术赋能、均衡发展、便民高效”的原则，让数字化技术真正服务于基层治理、惠及全体群众。
在技术应用上，坚持“实用、便捷、易懂、适配”的原则，避免过度追求技术先进性而忽视实用性。简化数字化平台的功能与操作流程，删除不必要的功能模块，优化界面设计，让平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开发“适老化”“适农化”版本，如支付宝、微信推出“长辈模式”，字体放大、功能简化、语音提示，覆盖社保查询、话费充值、生活缴费等高频服务，全国超2亿老人使用；某省推出“乡村版政务App”，增加语音输入、视频指导、方言识别等功能，方便农村群众使用 ；聚焦群众高频办事事项，推进“一网通办”“掌上办”“就近办”，如某省实现社保缴费、医保报销、户籍办理、不动产登记等100余项高频事项“掌上办”，群众办事平均时间缩短60% ，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保留线下办事渠道，在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站设立专门窗口，为老年群体、数字弱势群体提供兜底服务 ，确保群众“办事有选择、服务不缺位”。
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治理的精准度与实效性，如杭州某街道通过大数据分析居民出行数据、消费数据、诉求数据，发现老年群体“买菜难”“就医难”问题突出，随即引入生鲜超盛开通便民班车对接医院，精准解决了群众需求；某省利用大数据建立“基层矛盾预警平台”，对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征地拆迁等领域的矛盾隐患进行实时监测、提前预警，将80%以上的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实现治理资源的精准配置、治理举措的精准推送、治理风险的精准防控。
在弥合“数字鸿沟”上，加大对老年群体、偏远地区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群体等的数字技能培训力度。开展“数字技能进社区、进农村”专项行动，如浙江某县组织志愿者、基层干部、大学生村官进村入户，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政务App、线上支付等，半年培训超1.2万人次；某社区开设“数字技能培训班”，每周举办1次，帮助老年居民掌握基本数字技能 ；优化偏远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网络覆盖投入，提高网络覆盖率与网速，降低网络使用成本，让农村群众能够便捷地使用数字化服务 ；针对老年群体、残疾热特殊群体，推出“上门办、代办、帮办”等个性化服务，如某社区成立“帮办代办队”，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提供免费代办服务，解决其“不会办、不能办“不会办、不能办”的难题 ，确保其不会因“数字鸿沟”而无法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在数据共享与安全上，打破“信息孤岛”，构建统一的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如广东某地级市搭建“基层治理大数据平台”，整合公安、民政、卫健、社保、住建、环保等28个部门的数据，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实现“一次采集、多部门共用”，基层干部填报工作量减少60%，群众办事无需重复提交材料 ，推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数字化平台之间的数据互通、资源共享；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存储、使用、传输等环节的操作流程，对涉及群众个人隐私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严格限制数据访问权限，防止数据泄露 ，保护群众的个人信息安全；建立数据质量审核机制，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为基层治理决策提供可靠支撑。
（五）立足“时代新需求”，创新治理模式与治理手段
唐代乡里治理智慧是在农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要使其在当代焕发活力，必须结合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新需求、新挑战，进行创新性发展。面对人口流动加剧、利益诉求多元、治理场景复杂、风险隐患增多等新情况，应创新治理模式与治理手段，让历史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技术深度融合。
在人口流动治理方面，针对乡村“空心化”与城市社区“陌生人化”的问题，创新“流动式治理”与“融合式治理”模式。对于农村地区，推邪党建引领+乡贤治理+志愿服务+数字赋能”的模式，如安徽某空心村邀请退休干部担任“名誉村长”，组织乡贤捐款修路、改善基础设施，引进农产品加工厂，带动村民增收；利用数字化平台建立“留守老人儿童关爱系统”，实时监测其生活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及时响应 ，弥补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导致的治理力量不足；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通过“一对一帮扶”“定期走访”“亲情视频连线”“应急救助”等方式，解决其生活困难、情感孤独、安全保障等问题 。对于城市社区，推邪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社区融合+流动人口服务”的模式，如上海某社区将流动人口纳入“网格管理”，设立“新居民服务站”，为其提供就业指导、子女入学咨询、社保转移、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组织“新居民融入活动”，让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治理、文化活动，增强其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 ；建立“流动人口信息动态管理系统”，实时掌握流动人口的就业、居住、生活等情况，提供精准服务。
在矛盾化解方面，借鉴唐代乡规民约、邻里调解的经验，创新“多元化、智能化、源头化”矛盾化解模式。健全乡规民约、社区公约，如浙江某村将“禁止高空抛物”“垃圾分类”“文明养犬”“邻里互助”等内容纳入乡规民约，通过村民投票通过后严格执行，同时建立“红黑榜”制度，对遵守公约的村民进行表彰，对违反公约的进行劝导，邻里矛盾减少40%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序良俗、法律法规等融入其中，引导群众自觉遵守；建立“村（社区）调解、乡镇（街道）调解、县级调解”三级矛盾调解体系，吸纳乡贤、律师、退休干部、法官、检察官、心理专家等加入调解队伍，如山东某县组建“乡贤调解团”“律师调解队”，聘请200余名调解员，矛盾化解成功率达92%；某社区设立“心理调解室”，邀请心理专家为群众提供情绪疏导、心理辅导，化解因家庭琐事、邻里纠纷引发的心理矛盾 ，形成“一站式”矛盾化解平台；利用数字化平台建立“线上调解”渠道，如某省推出“互联网+调解”平台，群众可随时申请调解，调解员线上接单、线上调解，提高矛盾化解效率 ；加强矛盾源头预防，通过大数据分析矛盾高发领域、高发原因，提前制定防控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发生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应急治理方面，借鉴唐代“村社互助、邻里相帮”的经验，构建“多元协同、快速响应、精准防控”的应急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基层应急预警机制，利用大数据、物联网、无人机等技术，对自然灾害（如洪水、台风、地震）、公共卫生事件、安全生产事故等风险隐患进行实时监测、提前预警 ，及时向群众发布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准备；组建基层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如四川某乡镇组建“邻里应急队”，配备灭火器、救生绳、急救箱、冲锋舟等应急救援设备，邀请专业人员开展应急演练和技能培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在汛期成功转移群众500余人 ；建立“邻里互助”应急机制，在社区、村庄划分应急互助组，明确互助责任，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氛围 ；完善基层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根据当地风险类型，储备充足的应急食品、饮用水、药品、救援设备等物资，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调配使用 ；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强基层与县级应急、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的协同配合，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在乡村振兴与城市治理融合方面，创新“城乡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治理模式。推动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流动，如某地级市建立“城市社区与乡村结对帮扶”制度，城市社区向乡村输出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资源，乡村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供应、休闲旅游等服务 ；推进“数字乡村”与“智慧城时协同建设，实现城乡政务服务互联互通、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村群众能够享受与城市群众同等的公共服务 ；创新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借鉴唐代“劝农兴产”的经验，结合市场需求，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培育乡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加强城乡环境协同治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城市环境治理一体化，建立城乡垃圾分类处理、污水处理联动机制，改善城乡生态环境 。
四、结语：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双向奔赴
从唐代的“乡官亲民、里正协理”到当代的“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从唐代的“劝农兴产、解民忧难”到当代的“乡村振兴、民生改善”，从唐代的“乡规民约、邻里互助”到当代的“社区公约、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的形式与手段虽历经千年变迁，但“以民为本、务实为民、协同共治、扎根乡土”的核心理念始终未变。唐代乡里治理留下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当代基层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泉与底气所在。
这份历史智慧给予当代基层治理的底气，不仅在于提供了破解现实难题的具体路径，更在于传递了一种扎根乡土、心系百姓的治理初心，一种尊重基层实际、注重务实实效的治理作风，一种凝聚多方力量、协同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基层治理最深厚的力量蕴藏在群众之中，最有效的举措扎根在现实土壤之郑唐代乡里治理之所以能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它抓住了“民心”这个根本，以务实的举措解决了百姓的实际问题，以多元的参与凝聚了治理的合力，以清晰的权责保障了治理的效能。
当代基层治理既要从唐代乡里治理智慧中汲取营养，传承那份“接地气、办实事、聚合力”的治理逻辑，避免走“形式主义、脱离实际、单打独斗”的弯路；更要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回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群众的新期待，以创新的思维、务实的作风、高效的举措，破解基层治理中的新矛盾、新挑战。要让历史智慧与现代治理技术深度融合，让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协同发力，让治理举措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构建起更有温度、更有效率、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基层治理体系。
到底，基层治理的本质是对“人”的服务与关怀，是对“民生”的守护与改善。从唐代的“乡规民约”到当代的“社区公约”，从唐代的“邻里互助”到当代的“志愿服务”，从唐代的“劝农兴产”到当代的“乡村振兴”，变化的是治理的形式与载体，不变的是对乡土安宁、百姓幸福的追求。这份从历史中走来的治理智慧，终将在当代基层治理的实践中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成为基层治理行稳致远的坚实底气，守护住乡土的安稳与烟火气，让百姓的获得涪幸福涪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书写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美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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